●卷三十九·居士集卷三十九
◎记十首〈附一首〉
【泗州先春亭记〈景祐三年〉】
景祐二年秋，清河张侯以殿中丞来守泗上，既至，问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。曰：“暴莫大于淮。”越明年春，作城之外堤，因其旧而广之，度为万有九千二百尺，用人之力八万五千。泗之民曰：“此吾利也，而大役焉。然人力出于州兵，而石出乎南山，作大役而民不知，是为政者之私我也。不出一力而享大利，不可。”相与出米一千三百石，以食役者。堤成，高三十三尺，土实石坚，捍暴备灾可久而不坏。既曰：“泗，四达之州也，宾客之至者有礼。”于是因前蒋侯堂之亭新之，为劳饯之所，曰思邵亭，且推其美于前人，而志邦人之思也。又曰：“泗，天下之水会也，岁漕必廪于此。”于是治常丰苍西门二夹室，一以视出纳，曰某亭；一以为舟者之寓舍，曰通漕亭。然后曰：“吾亦有所休乎”。乃筑州署之东城上为先春亭，以临淮水而望西山。
是岁秋，予贬夷陵，过泗上，于是知张侯之善为政也。昔周单子聘楚而过陈，见其道秽，而川泽不陂梁，客至不授馆，羁旅无所寓，遂知其必亡。盖城郭道路，旅舍寄寓，皆三代为政之法，而《周官》尤谨著之以为御备。今张侯之作也，先民之备灾，而及于宾客往来，然后思自休焉，故曰善为政也。
先时，岁大水，州岁溺，前司封员外郎张侯夏守是州，筑堤以御之，今所谓因其旧者是也。是役也，堤为大，故予记其大者详焉。
【夷陵县至喜堂记〈景祐三年〉】
峡州治夷陵，地滨大江，虽有椒。漆、纸以通商贾，而民俗俭陋，常自足，无所仰于四方。贩夫所售不过肃鱼腐鲍，民所嗜而已，富商大贾皆无为而至。地僻而贫，故夷陵为下县，而峡为小州。州居无郭郛，通衢不能容车马，市无百货之列，而鲍鱼之肆不可入，虽邦君之过市，必常下乘，掩鼻以疾趋。而民之列处，灶、廪、匽、井无异位，一室之间上父子而下畜豕。其覆皆用茅竹，故岁常火灾，而俗信鬼神，其相传曰作瓦屋者不利。夷陵者，楚之西境，昔《春秋》书荆以狄之，而诗人亦曰蛮荆，岂其陋俗自古然欤？
景祐二年，尚书驾部员外郎朱公治是州，始树木，增城栅，甓南北之街，作市门市区。又教民为瓦屋，别灶廪，异人畜，以变其俗。既又命夷陵令刘光裔治其县，起敕书楼，饰厅事，新吏舍。三年夏，县功毕。
某有罪来是邦，朱公与某有旧，且哀其以罪而来，为至县舍，择其厅事之东以作斯堂，度为疏絜高明，而日居之以休其心。堂成，又与宾客偕至而落之。夫罪戾之人，宜弃恶地，处穷险，使其憔翠忧思，而知自悔咎。今乃赖朱公而得善地，以偷宴安，顽然使忘其有罪之忧，是皆异其所以来之意。
然夷陵之僻，陆走荆门、襄阳至京师，二十有八驿；水道大江、绝淮抵汴东水门，五千五百有九十里。故为吏者多不欲远来，而居者往往不得代，至岁满，或自罢去。然不知夷陵风俗朴野，少盗争，而令之日食有稻与鱼，又有橘、柚、茶、笋四时之味，江山美秀，而邑居缮完，无不可爱。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忧，而凡为吏者，莫不始来而不乐，既至而后喜也。作《至喜堂记》，藏其壁。
夫令虽卑而有土与民，宜志其风俗变化之善恶，使后来者有考焉尔。
【峡州至喜亭记〈景祐四年〉】
蜀于五代为僭国，以险为虞，以富自足，舟车之迹不通乎中国者五十有九年。宋受天命，一海内，四方次第平，太祖改元之三年，始平蜀。然后蜀之丝枲织文之富，衣被于天下，而贡输商旅之往来者，陆辇秦、凤、水道岷江，不绝于万里之外。
岷江之来，合蜀众水，出三峡为荆江，倾折回直，捍怒斗激，束之为湍，触之为旅。顺流之舟顷刻数百里，不及顾视，一失毫厘与崖石遇，则糜溃漂没不见踪迹。故凡蜀之可以充内府、供京师而移用乎诸州者，皆陆出，而其羡余不急之物，乃下于江，若弃之然，其为险且不测如此。夷陵为州，当峡口，江出峡始温为平流。故舟人至此者，必沥酒再拜相贺，以为更生。
尚书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，作至喜亭于江津，以为舟者之停留也。且志夫天下之大险，至此而始平夷，以为行人之喜幸。夷陵固为下州，廪与俸皆薄，而僻且远，虽有善政，不足为名誉以资进取。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，其心又喜夫人之去忧患而就乐易，《诗》所谓“恺悌君子”者矣。自公之来，岁数大丰，因民之余，然后有作，惠于往来，以馆以劳，动不违时，而人有赖，是皆宜书。故凡公之佐吏，因相与谋，而属笔于修焉。
【襄州谷城县夫子庙碑记〈宝元元年〉】
释奠、释菜、祭之略者也。古者士之见师，以菜为贽，故始入学者必释菜以礼其行师。其学官四时之祭，乃皆释奠。释奠有乐无尸；而释菜无乐，则其又略也，故其礼亡焉。而今释奠幸存，然亦无乐，又不遍举于四时，独春秋行事而已。《记》曰：“释奠必有合，有国故则否。”谓凡有国，各自祭其先圣先师，若唐虞之夔、伯夷，周之周公，鲁之孔子。其国之无焉者，则必合于邻国而祭之。然自孔子殁，后之学者莫不宗焉，故天下皆尊以为先圣，而后世无以易。学校废久矣，学者莫知所师，又取孔子门人之高弟曰颜回者而配焉，以为先师。隋、唐之际，天下州县皆立学，置学官、生员，而释奠之礼遂以著令。其后州县学废，而释奠之礼，吏以其著令，故得不废。学废矣，无所从祭，则皆庙而祭之。荀卿子曰：“仲尼，圣人之不得势者也。”然使其得势，则为尧、舜矣。不幸无时而殁，特以学者之故，享弟子春秋之礼。而后之人不推所谓释奠者，徒见官为立祠而州县莫不祭之，则以为夫子之尊由此为盛。甚者，乃谓生虽不得位，而殁有所享，以为夫子荣，谓有德之报，虽尧、舜莫若。何其谬论者欤！祭之礼，以迎尸、酌鬯为盛。释奠、荐馔，直奠而已，故曰祭之略者。其事有乐舞、授器之礼，今又废，则于其略者又不备焉。然古之所谓吉凶、乡射、宾燕之礼，民得而见焉者，今皆废失，而州县幸有社稷、释奠、风雨雷师之祭，民犹得以识先王之礼器焉。其牲酒器币之数，升降俯仰之节，吏又多不能习，至其临事，举多不中而色不庄，使民无所瞻仰。见者殆焉，因以为古礼不足复用，，可胜叹哉！
大宋之兴，于今八十年，天下无事，方修礼乐，崇儒术，以文太平之功。以谓王爵未足以尊夫子，又加至圣之号以褒崇之，讲正其礼，下于州县。而吏或不能喻上之意，凡有司簿书之所不责者，谓之不急，非师古好学者莫肯尽心焉。谷城令狄君栗，为其邑未逾时，修文宣王庙易于县之左，大其正位，为学舍于其旁，藏九经书，率其邑之子弟兴于学。然后考制度，为俎豆、笾篚、尊爵、簠簋凡若干，以与其邑人行事。谷城县政久废，狄君居之，期月称治，又能载国典，修礼兴学，急其有司所不责者，讠思讠思然惟恐不及，可谓有志之士矣。
【御书阁记〈庆历二年〉】
醴陵县东二十里，有宫曰登真，其前有山，世传仙人王乔炼药于此。唐开元间，神仙道家之说兴，天子为书六大字，赐而揭焉。太宗皇帝时，诏求天下前世名山异迹，而尤好书法，闻登真有开元时所赐字，甚奇，乃取至京师阅焉，已而还之，又赐御书飞白字使藏焉。其后登真大火，独飞白书存。康定元年，道士彭知一探其私笈以市工材，悉复宫之旧，建楼若干尺以藏赐书。予之故人处士任君为予言其事，来乞文以志，凡十余请而不懈。予所领职方，悉掌天下图书，考图验之，醴陵老佛之居凡八十，而所谓登真者，其说皆然，乃为之记。
夫老与佛之学，皆行于世久矣，为其徒者常相訾病，若不相容于世。二家之说，皆见斥于吾儒，宜其合势并力以为拒守，而乃反自相攻，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？岂其死生性命所持之说相盭而然邪？故其代为兴衰，各系于时之好恶，虽善辩者不能合二说而一之。至其好大宫室，以矜世人，则其为事同焉。然而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祸福，人之趣者常众而炽，老氏独好言清净远去、灵仙飞化之术，其事冥深，不可质究，则其为常以淡泊无为为务。故凡佛氏之动摇兴作，为力甚易。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，不能独兴，其间能自力而不废者，岂不贤于其徒者哉！知一是已。庆历二年八月八日，庐陵欧阳修记。
【画舫斋记〈庆历二年〉】
予至滑之三月，即其署东偏之室，治为燕私之居，而名曰画舫斋。斋广一室，其深七室，以户相通，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。其温室之奥，则穴其上以为明；其虚室之疏以达，则阑槛其两旁以为坐立之倚。凡偃休于吾斋者，又如偃休乎舟中。山石崷崒，佳花美木之植列于两檐之外，又似泛乎中流，而左山右林之相映，皆可爱者。故因以舟名焉。
《周易》之象，至于履险蹈难，必曰涉川。盖舟之为物，所以济险难，而非安居之用也。今予治斋于署，以为燕安，而反以舟名之，岂不戾哉？矧予又尝以罪谪走江湖间，自汴绝淮，浮于大江，至于巴峡，转而以入于汉沔，计其水行几万余里，其羁穷不幸而卒遭风波之恐，往往叫号神明以脱须臾之命者数矣。当其恐时，顾视前后，凡舟之人非为商贾则必仕宦，因窍自叹，以谓非冒利与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？赖天之惠，全活其生，今得除去宿负列官于朝，以来是州，饱廪食而安署居。追思曩时山川所历，舟楫之危，蛟龟之出没，波涛之汹欻，宜其寝惊而梦愕。而乃忘其险阻，犹以舟名其斋，岂真乐于舟居者邪！然予闻古之人，有逃世远去江湖之上终身而不肯反者，其必有所乐也。苟非冒利于险，有罪而不得已，使顺风恬波，傲然枕席之上，一日而千里，则舟之行岂不乐哉！顾予诚有所未暇，而舫者宴嬉之舟也，姑以名予斋，奚曰不宜？
予友蔡君谟善大书，颇怪伟，将乞其大字以题于楹，惧其疑予之所以名斋者，故具以云。又因以置于壁。壬午十二月十二日书。
【王彦章画像记〈庆历三年〉】
太师王公讳彦章，字子明，郓州寿张人也。事梁，为宣义军节度使，以身死国，葬于郑州之管城。晋天福二年，始赠太师。公在梁以智勇闻，梁，晋之争数百战，其为勇将多矣，而晋人独畏彦章。自乾化后，常与晋战，屡困庄宗于河上。及梁末年，小人赵岩等用事，梁之大臣老将多以谗不见信，皆怒而有怠心，而梁亦尽失河北，事势已去。诸将多怀顾望，独公奋然自必，不少屈懈，志虽不就，卒死以忠。公既死，而梁亦亡矣。悲夫！五代终始才五十年，而更十有三君，五易国而八姓，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时，能不污其身得全其节者鲜矣。公本武人，不知书，其语质，平生尝谓人曰：“豹死留皮，人死留名。”盖其义勇忠信，出于天性而然。
予于《五代书》，窍有善善恶恶之志，至于公传，未尝不感愤叹息，惜乎旧史残略，不能备公之事。康定元年，予以节度判官来此，求于滑人，得公之孙睿所录家传，颇多于旧史，其记德胜之战尤详。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，欲自经于帝前。公因用笏画山川，为御史弹而见废。又言公五子，其二同父死节。
此皆旧史无之。又云公在滑，以谗自归于京师；而史云召之。是时梁兵尽属段凝，京师羸兵不满数千，公得保銮五百人之郓州，以力寡败于中都；而史云将五千以往者，亦皆非也。
公之攻德胜也，初受命于帝前，期以三日破敌，梁之将相闻者皆窍笑。及破南城，果三日。是时庄宗在魏，闻公复用，料公必速攻，自魏驰马来救，已不及矣。庄宗之善料，公之善出奇，何其神哉！今国家罢兵四十年，一旦元昊反，败军杀将，连四五年，而攻守之计至今未决。予尝独持用奇取胜之议，而叹边将屡失其机，时人闻予说者，或笑以为狂，或忽若不闻，虽予亦惑，不能自信。及读公家传，至于德胜之捷，乃知古之名将必出于奇，然后能胜。然非审于为计者不能出奇，奇在速速在果，此天下伟男子之所为，非拘牵常算之士可到也。
每读其传，未尝不想见其人。后二年，予复来通判州事。岁之正月，过俗所谓铁枪寺者，又得公画像而拜焉。岁久磨灭，隐隐可见，亟命工完理之，而不敢有加焉，惧失其真也。公善用枪，当时号王铁枪，公死已百年，至今俗犹以名其寺，童儿牧竖皆知王铁枪之为良将也。一枪之勇，同时岂无？而公独不朽者，岂其忠义之节使然欤？画已百余年矣，完之复可百年，然公之不泯者，不系乎画之存不存也。而予尤区区如此者，盖其希慕之至焉耳。读其书，尚想乎其人，况得拜其像，识其面目，不忍见其坏也。画既完，因书予所得者于后，而归其人使藏之。
【吉州学记〈庆历四年〉】
庆历三年秋，天子开天章阁，召政事之臣八人，问治天下其要有几，施于今者宜何先，使坐而书以对。八人者皆震恐失位，俯伏顿首，言此非愚臣所能及，惟陛下所欲为，则天下幸甚。于是诏书屡下，劝农桑，责吏课，举贤才。其明年三月，遂诏天下皆立学，置学官之员，然后海隅徼塞四方万里之外，莫不皆有学。呜呼，盛矣！学校，王政之本也。古者致治之盛衰，视其学之兴废。《记》曰：“国有学，遂有序，党有庠，家有塾。”此三代极盛之时大备之制也。宋兴，盖八十有四年，而天下之学始克大立，岂非盛美之事，须其久而后至于大备欤？是以诏下之日，臣民喜幸，而奔走就事者以后为羞。
其年十月，吉州之学成。州旧有夫子庙，在城之西北，今知州事李侯宽之至也，谋与州人迁而大之，以为学舍，事方上请而诏已下，学遂以成，李侯治吉，敏而有方，其作学也，吉之士率其私钱一百五十万以助。用人之力积二万二千工，而人不以为劳；其良材坚甓之用凡二十二万三千五百，而人不以为多；学有堂筵斋讲，有藏书之阁，有宾客之位，有游息之亭，严严翼翼，壮伟闳耀，而人不以为侈。既成，而来学者常三百余人。
予世家于吉，而滥官于朝，进不能赞扬天子之盛美，退不得与诸生揖让乎其中。然予闻教学之法本于人性，磨揉迁革，使趋于善，其勉于人者勤，其入于人者渐，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须迟久之功，至于礼让兴行而风俗纯美，然后为学之成。今州县之吏不得久其职而躬亲于教化也，故李侯之绩及于学之立，而不及待其成。惟后之人，毋废慢天子之诏而殆以中止，幸予他日因得归荣故乡而谒于学门，将见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为公卿，问于其俗而婚丧饮食皆中礼节，入于其里而长幼相孝慈于其家，行于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、壮者代其负荷于道路，然后乐学之道成。而得时从先生、耆老，席于众宾之后，听乡乐之歌，饮献酬之酒，以诗颂天子太平之功。而周览学舍，思咏李侯之遗爱，不亦美哉！故于其始成也，刻辞于石，而立诸其庑以俟。
【又初稿附刊】
庆历三年，天子开天章阁，召政事之臣八人，赐之坐，问治天下其要有几，施于今者宜何先，使书于纸以对。八人者皆振恐失措，俯伏顿首，言此事大，非愚臣所能及，惟陛下幸诏臣等，于是退而具述为条列。明年正月，始诏州郡吏以赏罚劝农桑。三月，又诏天下皆立学。惟三代仁政之本，始于井田而成于学校。《记》曰：“国有学，遂有序，党有庠，家有塾。”其极盛之时大备之制也。凡学，本于人性，磨揉迁革使趋于善，至于风俗成而颂声兴。盖其功法，施之各有次第，其教于人者勤，而入于人者渐，勤则不倦，渐则迟久而深。夫以不倦之意待迟久而成功者，三王之用心也。故其为法必久而后至太平，而为国皆至六七百年而未已，此其效也。三代学制甚详，而后世罕克以举，举或不知，而本末不备又欲以速，不待其成而怠，故学之道常废而仅存。惟天子明圣，深原三代致治之本，要在富而教之。故先之农桑，而继以学校，将以衣食饥寒之民而皆知孝慈礼让。是以诏书再下，吏民感悦，奔走执事者以后为羞。
其年十月，吉州之学成。州即先夫子庙为学舍于城西而未备，今知州事、殿中丞李侯宽之至也，谋与州人迁而大之，事方上请而诏下，学遂以成，李侯治吉，敏而有方，其作学也，吉之士率其私钱一百五十万以助。用人之力积二万一千工，而人不以为劳；其良材坚甓之用凡二十二万三千五百，而人不以为多；学有堂筵斋讲，有藏书之阁，有宾客之位，有游息之亭，严严翼翼，壮伟闳耀，而人不以为侈。既成，而来学者常三百余人。
予世家于吉，滥官于朝廷，进不能赞明天子之盛美，退不能与诸生揖让乎其中。惟幸吉之学教者，知学本于勤渐，迟久而不倦以治，毋废慢天子之诏。使予他日因得归荣故乡而谒于学门，将见吉之士皆道德明秀可为公卿，过其市而贾者不鬻其淫，适其野而耕者不争垅亩，入其里闾而长幼相孝慈于其家，行其道途而少者扶羸老、壮者代其负荷于路，然后乐学之道成。而得从乡先生席于众宾之后，听乡乐之歌，饮射壶之酒，以诗颂天子太平之功。而周览学舍，思咏李侯之遗爱，不亦美哉！故于其始成也，刻辞于石，以立诸其庑。
【丰乐亭记〈庆历六年〉】
修既治滁之明年，夏，始饮滁水而甘。问诸滁人，得于州南百步之近。其上丰山耸然而特立，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，中有清泉氵翁然而仰出。俯仰左右，顾而乐之。于是疏泉凿石，辟地以为亭，而与滁人往游于其间。
滁于五代干戈之际，用武之地也。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景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，生擒其将皇甫晖、姚凤于滁东门之外，遂以平滁。修尝考其山川，按其图记，升高以望清流之关，欲求晖、凤就擒之所，而故老皆无在者，盖天下之平久矣。自唐失其政，海内分裂，豪杰并起而争，所在为敌国者，何可胜数！及宋受天命，圣人出而四海一。向之凭恃险阻，戋刂削消磨，百年之间，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。欲问其事，而遗老尽矣。
今滁介于江、淮之间，舟车商贾、四方宾客之所不至，民生不见外事，而安于畎亩衣食，以乐生送死。而孰知上之功德，休养生息，涵煦百年之深也。修之来此，乐其地僻而事简，又爱其俗之安闲。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，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，俯而听泉，掇幽芳而荫乔木，风霜冰雪，刻露清秀，四时之景，无不可爱。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，而喜与予游也。因为本其山川，道其风俗之美，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，幸生无事之时也。夫宣上恩德，以与民共乐，刺史之事也，遂书以名其亭焉。庆历丙戌六月日，右正言、知制诰、知滁州军州事欧阳修记。
【醉翁亭记〈庆历六年〉】
环滁皆山也。其西南诸峰，林壑尤美。望之蔚然而深秀者，琅琊也。山行六七里，渐闻水声潺潺，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，酿泉也。峰回路转，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，醉翁亭也。作亭者谁？山之僧曰智仙也。名之者谁？太守自谓也。太守与客来饮于此，饮少辄醉，而年又最高，故自号曰醉翁也。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。山水之乐，得之心而寓之酒也。
若夫日出而林霏开，云归而岩穴暝，晦明变化者，山间之朝暮也。野芳发而幽香，佳木秀而繁阴，风霜高洁，水清而石出者，山间之四时也。朝而往，暮而归，四时之景不同，而乐亦无穷也。
至于负者歌于途，行者休于树，前者呼，后者应，伛偻提携，往来而不绝者，滁人游也。临溪而渔，溪深而鱼肥，酿泉为酒，泉香而酒洌。山肴野蔌，杂然而前陈者，太守宴也。宴酣之乐，非丝非竹，射者中，奕者胜，觥筹交错，起坐而喧哗者，众宾欢也。苍颜白发，颓然乎其间者，太守醉也。
已而夕阳在山，人影散乱，太守归而宾客从也。树林阴翳，鸣声上下，游人去而禽鸟乐也。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，而不知人之乐；人知从太守游而乐，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。醉能同其乐，醒能述以文者，太守也。太守谓谁？庐陵欧阳修也。
●卷四十·居士集卷四十
◎记八首
【菱溪石记〈庆历六年〉】
菱溪之石有六：其四为人取去；其一差小而尤奇，亦藏民家；其最大者偃然僵卧于溪侧，以其难徙，故得独存。每岁寒霜落，水涸而石出，溪旁人见其可怪，往往祀以为神。菱溪，按图与经皆不载。唐会昌中，刺史李为《荇溪记》，云水出永阳岭，西经皇道山下。以地求之，今无所谓荇溪者，询于滁州人，曰此溪是也。杨行密有淮南，淮人为讳其嫌名，以荇为菱，理或然也。
溪傍若有遗址，云故将刘金之宅，石即刘氏之物也。金，伪吴时贵将，与行密俱起合淝，号三十六英雄，金其一也。金本武夫悍卒，而乃能知爱赏奇异，为儿女子之好，岂非遭逢乱世，功成志得，骄于富贵之佚欲而然邪？想其陂池、台榭、奇木、异草，与此石称，亦一时之盛哉。今刘氏之后散为编民，尚有居溪旁者。
予感夫人物之废兴，惜其可爱而弃也，乃以三牛曳置幽谷，又索其小者，得于白塔民朱氏，遂立于亭之南北。亭负城而近，以为滁人岁时嬉游之好。
夫物之奇者，弃没于幽远则可惜，置之耳目，则爱者不免取之而去。嗟夫！刘金者虽不足道，然亦可谓雄勇之士，其平生志意岂不伟哉。及其后世，荒堙零落，至于子孙泯没而无闻，况欲长有此石乎。用此可为富贵者之戒。而好奇之士闻此石者，可以一赏而足，何必取而去也哉？
【海陵许氏南园记〈庆历八年〉】
高阳许君子春，治其海陵郊居之南为小园，作某亭某堂于其间。许君为江浙、荆淮制置发运使，其所领六路七十六州之广，凡赋敛之多少，山川之远近，舟楫之往来，均节转徙，视江湖数千里之外如运诸其掌，能使人乐为而事集。当国家用兵之后，修前人久废之职，补京师匮乏之供，为之六年，厥绩大著，自国子博士迁主客员外郎，由判官为副使。
夫理繁而得其要则简，简则易行而不违，惟简与易，然后其力不劳而有余。夫以制置七十六州之有余，治数亩之地为园，诚不足施其智；而于君之事，亦不足书。君之美众矣，予特书其一节可以示海陵之人者。君本歙人，世有孝德。其先君司封丧其父母，事其兄如父，戒其妻事其嫂如姑。衣虽敝，兄未易衣不敢易；食虽具，兄未食不敢先食。司封之亡，一子当得官，其兄弟相让，久之，诸兄卒以让君，君今遂显于朝以大其门。君抚兄弟诸子犹己子，岁当上计京师，而弟之子病，君留不忍去，其子亦不忍舍君而留，遂以俱行。君素清贫，罄其家赀走四方以求医，而药必亲调，食饮必亲视，至其矢溲亦亲候其时节颜色所下，如可理则喜，或变动逆节，则忧戚之色不自胜。其子卒，君哭泣悲哀，行路之人皆嗟叹。
呜呼！予见许氏孝悌著于三世矣。凡海陵之人过其园者，望其竹树，登其台榭，思其宗族少长相从愉愉而乐于此也。爱其人，化其善，自一家而形一乡，由一乡而推之无远迩。使许氏之子孙世久而愈笃，则不独化及其人，将见其园间之草木，有骈枝而连理也，禽鸟之翔集于其间者，不争巢而栖，不择子而哺也。呜呼！事患不为与夫怠而止尔，惟力行而不怠以止，然后知予言之可信也。庆历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，庐陵欧阳修记。
【真州东园记〈皇祐三年〉】
真为州，当东南之水会，故为江淮、两浙、荆湖发运使之治所。龙图阁直学士施君正臣、侍御史许君子春之为使也，得监察御史里行马君仲涂为其判官。三人者乐其相得之欢，而因其暇日，得州之监军废营以作东园，而日往游焉。
岁秋八月，子春以其职事走京师，图其所谓东园者来以示予，曰：“园之广百亩，而流水横其前，清池浸其右，高台起其北。台，吾望以拂云之亭；池，吾俯以澄虚之阁；水，吾泛以画舫之舟。敞其中以为清燕之堂，辟其后以为射宾之圃。芙渠芰荷之的历，幽兰白芷之芬芳，与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阴，此前日之苍烟白露而荆棘也。高甍巨桷，水光日景动摇而下上，其宽闲深靓可以答远响而生清风，此前日之颓垣断堑而荒墟也。嘉时令节，州人士女啸歌而管弦，此前日之晦冥风雨、<鼠生>鼯鸟兽之嗥音也。吾于是信有力焉。凡图之所载，盖其一二之略也。若乃升于高以望江山之远近，嬉于水而逐鱼鸟之浮沉，其物象意趣，登临之乐，览者各自得焉。凡工之所不能画者，吾亦不能言也。其为我书其大概焉。”
又曰：“真，天下之冲也。四方之宾客往来者，吾与之共乐于此，岂独私吾三人者哉？然而池台日益以新，草树日益以茂，四方之士无日而不来，而吾三人者有时而皆去也，岂不眷眷于是哉。不为之记，则后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？”
予以谓三君子之材贤足以相济，而又协于其职，知所后先，使上下给足，而东南六路之人无辛苦愁怨之声。然后休其余闲，又与四方之贤士大夫共乐于此。是皆可嘉也，乃为之书。庐陵欧阳修记。
【浮槎山水记〈嘉祐三年〉】
浮槎山在慎县南三十五里，或曰浮山，或曰浮巢山，其事出于浮图、老子之徒荒怪诞幻之说。其上有泉，自前世论水者皆弗道。余尝读《茶经》，爱陆羽善言水。后得张又新《水记》，载刘伯刍、李季卿所列水次第，以为得之于羽，然以《茶经》考之，皆不合。又新，妄狂险谲之士，其言难信，颇疑非羽之说。及得浮槎山水，然后益以羽为知水者。浮槎与龙池山，皆在庐州界中，较其水味，不及浮槎远甚。而又新所记以龙池为第十，浮槎之水弃而不录，以此知其所失多矣。羽则不然，其论曰：“山水上，江次之，井为下。山水：乳泉、石池漫流者上。”其言虽简，而于论水尽矣。
浮槎之水，发自李侯。嘉祐二年，李侯以镇东军留后出守庐州，因游金陵，登蒋山，饮其水。既又登浮槎，至其山，上有石池，涓涓可爱，盖羽所谓浮泉漫流者也。饮之而甘，乃考图记，问于故老，得其事迹，因以其水遗余于京师。予报之曰：李侯可谓贤矣。
夫穷天下之物无不得其欲者，富贵者之乐也。至于荫长松，藉丰草，听山溜之潺，饮石泉之滴沥，此山林者之乐也。而山林之士视天下之乐，不一动其心。其有欲于心，顾力不可得而止者，乃能退而获乐于斯。彼富贵者之能致物矣，而其不可兼者，惟山林之乐尔。惟富贵者而不得兼，然后贫贱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。其不能两得，亦其理与势之然欤。今李侯生长富贵，厌于耳目，又知山林之为乐，至于攀缘上下，幽隐穷绝，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，其兼取于物者可谓多矣。
李侯折节好学，喜交贤士，敏于为政，所至有能名。
凡物不能自见而待人以彰者有矣，其物未必可贵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。故予为志其事，俾世知斯泉发自李侯始也。三年二月二十有四日，庐陵欧阳修记。
【有美堂记〈嘉祐祐四年〉】
嘉祐二年，龙图阁直学士、尚书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，于其行也，天子宠之以诗，于是始作有美之堂，盖取赐诗之首章而名之，以为杭人之荣。然公之甚爱斯堂也，虽去而不忘，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师，命予志之，其请至六七而不倦。予乃为之言曰：
夫举天下之至美与其乐，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。故穷山水登临之美者，必之乎宽闲之野、寂寞之乡而后得焉；览人物之盛丽、夸都邑之雄富者，必据乎四达之冲、舟车之会而后足焉。盖彼放心于物外，而此娱意于繁华，二者各有适焉。然其为乐，不得而兼也。
今夫所谓罗浮、天台、衡岳、庐阜，洞庭之广，三峡之险，号为东南奇伟秀绝者，乃皆在乎下州小邑、僻陋之邦，此幽潜之士、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。
若乃四方之所聚，百货之所交，物盛人众，为一都会，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，以资富贵之娱者，惟金陵、钱塘，然二邦皆僭窍于混世。及圣宋受命，海内为一，金陵以后服见诛，今其江山虽在，而颓垣废址，荒烟野草，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而凄怆。
独钱塘自五代时，知尊中国，效臣顺，及其亡也，顿首请命，不烦干戈，今其民幸富完安乐。又其俗习工巧，邑屋华丽，盖十余万家。环以湖山，左右映带。而闽商海贾，风帆浪舶，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，可谓盛矣。而临是邦者，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从，又有四方游士为之宾客，故喜占形胜，治亭榭，相与极游览之娱。
然其于所取，有得于此者必有遗于彼。独所谓有美堂者，山水登临之美，人物邑居之繁，一寓目而尽得之。盖钱塘兼有天下之美，而斯堂者又尽得钱塘之美焉，宜乎公之甚爱而难忘也。梅公，清慎好学君子也，视其所好，可以知其人焉。四年八月丁亥，庐陵欧阳修记。
【相州昼锦堂记〈治平二年〉】
仕宦而至将相，富贵而归故乡，此人情之所荣，而今昔之所同也。盖士方穷时，困厄闾里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，若季子不礼于其嫂，买臣见弃于其妻。一旦高车驷马，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，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，瞻望咨嗟，而所谓庸夫愚妇者，奔走骇汗，羞愧俯伏，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。此一介之士得志当时，而意气之盛，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。
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。公，相人也。世有令德，为时名卿。自公少时，已擢高科，登显仕，海内之士闻下风而望余光者，盖亦有年矣。所谓将相而富贵，皆公所宜素有，非如穷厄之人侥幸得志于一时，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，以惊骇而夸耀之也。然则高牙大纛不足为公荣，桓圭衮冕不足为公贵。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，勒之金石，播之声诗，以耀后世而垂无穷，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。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。
公在至和中，尝以武康之节来治于相，乃作昼锦之堂于后圃。既又刻诗于石，以遗相人。其言以快恩雠、矜名誉为可薄，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，而以为戒。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何如，而其志岂易量哉！故能出入将相，勤劳王家，而夷险一节。至于临大事，决大议，垂绅正笏，不动声气，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，可谓社稷之臣矣。其丰功盛烈，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，乃邦家之光，非闾里之荣也。
余虽不获登公之堂，幸尝窍诵公之诗，乐公之志有成，而喜为天下道也，于是乎书。尚书吏部侍郎、参知政事欧阳修记。
【仁宗御飞白记〈治平四年〉】
治平四年夏五月，余将赴毫，假道于汝阴，因得阅书于子履之室。而云章烂然，辉映日月，为之正冠肃容，再拜而后敢仰视，盖仁宗皇帝之御飞白也。曰：“此宝文阁之所藏也，胡为于子之室乎？”子履曰：“曩者天子宴从臣于群玉而赐以飞白，余幸得与赐焉。予穷于世久矣，少不悦于时人，流离窜斥，十有余年。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，盖以遭时清明，天子向学，乐育天下之材而不遗一介之贱，使得与群贤并游于儒学之馆。而天下无事，岁时丰登，民物安乐，天子优游清闲，不迩声色，方与群臣从容于翰墨之娱。而余于斯时，窍获此赐，非惟一介之臣之荣遇，亦朝廷一时之盛事也。子其为我志之。”余曰：“仁宗之德泽涵濡于万物者四十余年，虽田夫野老之无知，犹能悲歌思慕于垅亩之间，而况儒臣学士，得望清光、蒙恩宠、登金门而上玉堂者乎？”于是相与泫然流涕而书之。
夫玉韫石而珠藏渊，其光气常见于外也。故山辉如白虹、水变而五色者，至宝之所在也。今赐书之藏于子室也，吾知将有望气者，言荣光起而属天者，必赐书之所在也。观文殿学士、刑部尚书欧阳修谨记。
【岘山亭记〈熙宁三年〉】
岘山临汉上，望之隐然，盖诸山之小者，而其名特著于荆州者，岂非以其人哉。其人谓谁？羊祜叔子、杜预元凯是已。方晋与吴以兵争，常倚荆州以为重，而二子相继于此，遂以平吴而成晋业，其功烈已盖于当世矣。至于风流余韵蔼然被于江汉之间者，至今人犹思之，而于思叔子也尤深。盖元凯以其功，而叔子以其仁，二子所为虽不同，然皆足以垂于不朽。余颇疑其反自汲汲于后世之名者何哉？传言叔子尝登兹山，慨然语其属，以谓此山常在，而前世之士皆已湮灭于无闻，因自顾而悲伤。然独不知兹山待己而名著也。元凯铭功于二石，一置兹山之上，一投汉水之渊。是将自待者厚而所思者远欤？
山故有亭，世传以为叔子之所游止也。故其屡废而复兴者，由后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。熙宁元年，余友人史君中辉以光禄卿来守襄阳。明年，因亭之旧，广而新之，既周以回廊之壮，又大其后轩，使与亭相称。君知名当世，所至有声，襄人安其政而乐从其游也，因以君之官名其后轩为光禄堂，又欲纪其事于石，以与叔子、元凯之名并传于久远。君皆不能止也，乃来以记属于余。
余谓君知慕叔子之风而袭其遗迹，则其为人与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；襄人爱君而安乐之如此，则君之为政于襄者又可知矣。此襄人之所欲书也。若其左右山川之胜势，与夫草木云烟之杳霭，出没于空旷有无之间，而可以备诗人之登高，写离骚之极目者，宜其览者自得之。至于亭屡废兴，或自有记，或不必究其详者，皆不复道。熙宁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，六一居士欧阳修记。
●卷四十一·居士集卷四十一
◎序六首
【帝王世次图序】
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，此六君子者可谓显人矣。而后世犹失其传者，岂非以其远也哉？是故君子之学，不穷远以为能，而阙其不知，慎所传以惑世也。
方孔子时，周衰学废，先王之道不明，而异端之说并起。孔子患之，乃修正《诗》、《书》、史记，以止纷乱之说，而欲其传之信也。故略其远而详其近，于《书》断自唐、虞以来，著其大事可以为世法者而已。至于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尝道者，以其世远而慎所不知也。
孔子既殁，异端之说复兴，周室亦益衰乱。接乎战国，秦遂焚书，先王之道中绝。汉兴久之，《诗》、《书》稍出而不完。当王道中绝之际，奇书异说方充斥而盛行，其言往往反自托于孔子之徒，以取信于时。学者既不备见《诗》、《书》之详，而习传盛行之异说，世无圣人以为质，而不自知其取舍真伪。至有博学好奇之士，务多闻以为胜者，于是尽集诸说，而论次初无所择，而惟恐遗之也，如司马迁之《史记》是矣。
出孔子之学，上述前世，止于尧、舜，著其大略，而不道其前。迁远出孔子之后，而乃上述黄帝以来，又详悉其世次，其不量力而务胜，宜其失之多也。迁所作《本纪》，出于《大戴礼》、《世本》诸书，今依其说，图而考之。尧、舜，夏、商、周，皆同出于黄帝。尧之崩也，下传其四世孙舜，舜之崩也，复上传其四世祖禹，而舜、禹皆寿百岁。稷、契于高辛为子，乃同父异母之兄弟，今以其世次而下之，汤与王季同世。汤下传十六世而为纣，王季下传一世而为文王，二世而为武王。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孙纣，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孙而代之王，何其缪哉！
呜呼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道，百王之取法也。其盛德大业见于行事，而后世所欲知者，孔子皆已论著之矣。其久远难明之事后世不必知，不知不害为君子者，孔子皆不道也。夫孔子所以为圣人者，其智知所取舍，皆如此。
【后序】
余既略论帝王世次而见《本纪》之失，犹谓文、武与纣相去十五、六世，其缪较然不疑。而尧、舜、禹之世相去不远，尚冀其理有可通，乃复以《尚书》、《孟子》、孔安国、皇甫谧诸书，参考其寿数长短，而尤乖戾不能合也。
据《书》及诸说云尧寿一百一十六岁，舜寿一百一十二岁，禹寿百岁。尧年十六即位，在位七十年，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试之，二年乃使摄政。时舜年三十，居试、摄通三十年而尧崩。舜服尧丧三年毕，乃即位，在位五十年而崩。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摄政，凡十七年而舜崩。禹服舜丧三年毕，乃即位，在位十年而崩。由是言之，当尧得舜之时，尧年八十六，舜年三十。以此推而上之，是尧年五十七已见四世之玄孙生一岁矣。舜居试、摄及在位通八十二年，而禹寿百〔岁〕(年)。以禹百年之间推而上之，禹即位及居舜丧通十三年，又在舜朝八十二年，通九十五年，则当舜摄、试之初年禹才六岁。是舜为玄孙年三十时，见四世之高祖方生六岁矣。至于舜娶尧二女，据图为曾祖姑。虽古远世异，与今容有不同，然人伦之理乃万世之常道，必不错乱颠倒之如此。然则诸家世次，寿数长短之说，圣《经》之所不著者，皆不足信也决矣。
【韵总序】
亻垂工于为弓而不能射，羿与逢蒙，天下之善射者也；奚仲工于为车而不能御，王良、造父，天下之善御者也。此荀卿子所谓艺之至者不两能，信哉。儒者学乎圣人，圣人之道直以简。然至其曲而畅之，以通天下之理，以究阴阳、天地、人鬼、事物之变化，君臣、父子、吉凶、生死凡人之大伦，则六经不能尽其说，而七十子与孟轲、荀、杨之徒各极其辩而莫能殚焉。夫以孔子之好学，而其所道者自尧、舜而后则详之，其前盖略而弗道，其亦有所不暇者欤？儒之学者，信哉远且大而用功多，则其有所不暇者宜也。文字之为学，儒者之所用也。其为精也，有声形曲直毫厘之别，音响清浊相生之类，五方言语风俗之殊。故儒者莫暇精之，其有精者，则往往不能乎其他。是以学者莫肯舍其所事而尽心乎此，所谓不两能者也，必待乎用心专者而或能之，然后儒者有以取焉。
洛僧鉴聿，为《韵总》五篇，推子母轻重之法以定四声，考求前儒之失，辩正五方之讹。顾其用心之精，可谓人于忽微，若栉之于发，绩之于丝，虽细且多而条理不乱。儒之学者，莫能难也。鉴聿通于《易》，能知大演之数，又学乎阴阳、地理、黄帝、岐伯之书，其尤尽心者《韵总》也。
世本儒家子，少为浮图，入武当山。往来江汉之旁十余年，不妄与人交，有不可其意，虽王公大人亦莫肯顾，闻士有一艺，虽千里必求之，介然有古独行之节，所谓用心专者也，宜其学必至焉耳。浮图之书行乎世者数百万言，其文字杂以夷、夏，读者罕得其真，往往就而正焉。鉴聿之书非独有取于吾儒，亦欲传于其徒也。
【外制集序〈庆历五年〉】
庆历三年春，丞相吕夷简病，不能朝。上既更用大臣，锐意天下事，始用谏官、御史疏，追还夏竦制书，既而召韩琦、范仲淹于陕西，又除富弼枢密副使。弼、仲淹、琦皆惶恐顿首，辞让至五六不已。手诏趣琦等就道甚急，而弼方且入求对以辞，不得见，遣中贵人趣送阁门，使即受命。呜呼！观琦等之所以让，上之所以用琦等者，可谓圣贤相遭，万世一遇，而君臣之际、何其盛也！
于是时，天下之士孰不愿为材邪，顾予何人，亦与其选。夏四月，召自滑台，入谏院。冬十二月，拜右正言、知制诰。是时夏人虽数请命，而西师尚未解严。京东累岁盗贼，最后王伦暴起沂州，转劫江淮之间，而张海、郭貌山等亦起商、邓，以惊京西。州县之吏多不称职，而民弊矣。天子方慨然劝农桑，兴学校，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。哀民困而欲除其蠹吏，知磨勘法久之弊，而思别材不肖以进贤能。患百职之不修，而申行赏罚之信，盖欲修法度矣。予时虽掌诰命，犹在谏职，常得奏事殿中，从容尽闻天子所以更张庶事、忧闵元元而劳心求治之意。退得载于制书，以讽晓训敕在位者。然予方与修祖宗故事，又修起居注，又修编敕，日与同舍论议，治文书所省不一，而除目所下，率不一二时，已迫丞相出。故不得专一思虑，工文字，以尽导天子难谕之意，而复诰命于三代之文。嗟夫！学者文章见用于世鲜矣，况得施于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。若修之鄙，使竭其材犹恐不称，而况不能专一其职，此予所以常遗恨于斯文也。
明年秋，予出为河北转运使。又明年春，权知成德军事。事少间，发响所作制草而阅之，虽不能尽载明天子之意，于其所述百得一二，足以章示后世。盖王者之训在焉，岂以予文之鄙而废也。于是录之为三卷。予自直阁下，亻暴直八十始满。不数日，奉使河东。还，即以来河北。故其所作，才一百五十余篇云。三月二十一日序。
【礼部唱和诗序〈嘉祐二年〉】
嘉祐二年春，予幸得从五人者于尚书礼部，考天下所贡士，凡六千五百人。盖绝不通人者五十日，乃于其间，时相与作为古律长短歌诗杂言，庶几所谓群居燕处言谈之文，亦所以宣其底滞而忘其倦怠也。故其为言易而近，择而不精。然纲缪反复，若断若续，而时发于奇怪，杂以诙嘲笑谑，及其至也，往往亦造于精微。
夫君子之博取于人者，虽滑稽鄙俚犹或不遗，而况于诗乎。古者《诗》三百篇，其言无所不有，惟其肆而不放，乐而不流，以卒归乎正，此所以为贵也。于是次而录之，得一百七十三篇，以传于六家。
呜呼！吾六人者，志气可谓盛矣。然壮者有时而衰，衰者有时而老，其出处离合，参差不齐。则是诗也，足以追惟平昔，握手以为笑乐。至于慨然掩卷而流涕嘘б者，亦将有之。虽然，岂徒如此而止也，览者其必有取焉。庐陵欧阳修序。
【内制集序〈嘉祐六年〉】
昔钱思公尝以谓朝廷之官，虽宰相之重，皆可杂以他才处之，惟翰林学士，非文章不可。思公自言为此语颇取怒于达官，然亦自负以为至论。今学士所作文章多矣，至于青词斋文，必用老子、浮图之说；祈禳必祝，往往近于家人里巷之事；而制诏取便于宣读，常拘以世俗所谓四六之文。其类多如此。然则果可谓之文章者欤？
予在翰林六年，中间进拜二三大臣，皆适不当直。而天下无事，四夷和好，兵革不用。凡朝廷之文，所以指麾号令，训戒约束，自非因事，无以发明。矧予中年早衰，意思零落，以非工之作，又无所遇以发焉。其屑屑应用，拘牵常格，卑弱不振，宜可羞也。然今文士尤以翰林为荣选，予既罢职，院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，得四百余篇，因不忍弃。况其上自朝廷，内及宫禁，下暨蛮夷海外，事无不载，而时政记、日历与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记，未必不有取于斯焉。
呜呼！予且老矣，方买田淮、颍之间。若夫凉竹簟之暑风，曝茅檐之冬日，睡余支枕，念昔平生仕宦出处，顾瞻玉堂，如在天上。因览遗稿，见其所载职官名氏，以较其人盛衰先后，孰在孰亡，足以知荣宠为虚名，而资笑主谈之一噱也。亦因以夸于田夫野老而已。嘉祐六年秋八月二日，庐陵欧阳修序。
●卷四十二·居士集卷四十二
◎序六首
【集古录目序〈嘉祐七年〉】
物常聚于所好，而常得于有力之强。有力而不好，好之而无力，虽近且易，有不能致之。象犀虎豹，蛮夷山海杀人之兽，然其齿角皮革，可聚而有也。玉出昆仑流沙万里之外，经十余译乃至乎中国。珠出南海，常生深渊，采者腰纟亘而入水，形色非人，往往不出，则下饱蛟鱼。金矿于山，凿深而穴远，篝火糇粮而后进，其崖崩窟塞，则遂葬于其中者，率常数十百人。其远且难而又多死祸，常如此。然而金玉珠玑，世常兼聚而有也。凡物好之而有力，则无不至也。
汤盘，孔鼎，岐阳之鼓，岱山、邹峄、会稽之刻石，与夫汉、魏已来圣君贤士桓碑、彝器、铭诗、序记，下至古文、籀篆、分隶诸家之字书，皆三代以来至宝，怪奇伟丽、工妙可喜之物。其去人不远，其取之无祸。然而风霜兵火，湮沦摩灭，散弃于山崖墟莽之间未尝收拾者，由世之好者少也。幸而有好之者，又其力或不足，故仅得其一二，而不能使其聚也。
夫力莫如好，好莫如一。予性颛而嗜古，凡世人之所贪者，皆无欲于其间，故得一其所好于斯。好之已笃，则力虽未足，犹能致之。故上自周穆王以来，下更秦、汉、隋、唐、五代，外至四海九州，名山大泽，穷崖绝谷，荒林破冢，神仙鬼物，诡怪所传，莫不皆有，以为《集古录》。以谓转写失真，故因其石本，轴而藏之。有卷帙次第，而无时世之先后，盖其取多而未已，故随其所得而录之。又以谓聚多而终必散，乃撮其大要，别为录目，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，以传后学，庶益于多闻。
或讥予曰：“物多则其势难聚，聚久而无不散，何必区区于是哉？”予对曰：“足吾所好，玩而老焉可也。象犀金玉之聚，其能果不散乎？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。”庐陵欧阳修序。
【思颍诗后序〈治平四年〉】
皇祐元年春，予自广陵得请来颍，爱其民淳讼简而物产美，土厚水甘而风气和，于时慨然已有终焉之意也。尔来俯仰二十年间，历事三朝，窍位二府，宠荣已至而忧患随之，心志索然而筋骸惫矣。其思颍之念未尝少忘于心，而意之所存亦时时见于文字也。
今者幸蒙宽恩，获解重任，使得待罪于亳，既释危机之虑，而就闲旷之优，其进退出处，顾无所系于事矣。谓可以偿夙志者，此其时哉！因假道于颍，盖将谋决归休之计也。乃发旧稿，得自南京以后诗十余篇，皆颍之作，以见予拳拳于颍者非一日也。不类倦飞之鸟然后知还，惟恐勒移之灵却回俗驾尔。治平四年五月三日，庐陵欧阳修序。
【归田录序〈治平四年〉】
《归田录》者，朝廷之遗事，史官之所不记，与夫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，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。
有闻而诮余者曰：“何其迂哉？子之所学者，修仁义以为业，诵六经以为言，其自待者宜如何？而幸蒙人主之知，备位朝廷，与闻国论者，盖八年于兹矣。既不能因时奋身，遇事发愤，有所建明，以为补益，又不能依阿取容，以徇世俗。使怨嫉谤怒丛于一身，以受侮于群小。当其惊风骇浪卒然起于不测之渊，而蛟鳄鼋鼍之怪方骈首而窥伺，乃措身其间以蹈必死之祸。赖天子仁圣，恻然哀怜，脱于垂涎之口而活之，以赐其余生之命。曾不闻吐珠、衔环，效蛇雀之报。盖方壮也，犹无所为，今既老且病矣，是终负人主之恩，而徒久费大农之钱，为太仓之鼠也。为子计者，谓宜乞身于朝，远引疾去，以深戒前日之祸，而优游田亩，尽其天年，犹足窍知止之贤名。而乃裴回俯仰，久之不决。此而不思，尚何归田之录乎？”
余起而谢曰：“凡子之责我者，皆是也，吾其归哉，子姑待。”治平四年九月乙未，欧阳修序。
【诗谱补亡后序〈熙宁三年〉】
欧阳子曰：昔者圣人已殁，六经之道几熄于战国，而焚弃于秦。自汉已来，收拾亡逸，发明遗义，而正其讹缪，得以粗备，传于今者岂一人之力哉！后之学者因迹前世之所传，而较其得失，或有之矣。若使徒抱焚余残脱之经，伥伥于去圣千百年后，不见先儒中间之说，而欲特立一家之学者，果有能哉？吾未之信也。然则先儒之论，苟非详其终始而抵牾，质于圣人而悖理害经之甚，有不得已而后改易者，何必徒为异论以相訾也。
毛、郑于《诗》其学亦已博矣。予尝依其笺、传，考之于经而证以序、谱，惜其不合者颇多。盖《诗》述商、周，自《生民》、《玄鸟》，上陈稷、契，下迄陈灵公，千五六百岁之间，旁及列国、君臣世次，国地、山川、封域图牒，鸟兽、草木、鱼虫之名，与其风俗善恶，方言训故，盛衰治乱美刺之由，无所不载，然则孰能无失于其间哉？予疑毛、郑之失既多，然不敢轻为改易者，意其为说不止于笺、传，而恨己不得尽见二家之书，未能遍通其旨。夫不尽见其书而欲折其是非，犹不尽人之辞而欲断其讼之曲直，其能果于自决乎？其能使之必服乎？
世言郑氏《诗谱》最详，求之久矣不可得，虽《崇文总目》礻必书所藏亦无之。庆历四年，奉使河东，至于绛州偶得焉。其文有注而不见名氏，然首尾残缺，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。其国谱旁行，尤易为讹舛，悉皆颠倒错乱，不可复考。凡诗《雅》、《颂》，兼列《商》、《鲁》。其正变之风，十有四国，而其次比，莫详其义。惟封国、变风之先后，不可以不知。《周》、《召》、《王》、《豳》同出于周，《邶》、《》并于卫，《桧》、《魏》无世家。其可考者，《陈》、《齐》、《卫》、《晋》、《曹》、《郑》、《秦》，此封国之先后也；《豳》、《齐》、《卫》、《桧》、《陈》、《唐》、《秦》、《郑》、《魏》、《曹》，此变风之先后也；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、《邶》、《》、《卫》、《王》、《郑》、《齐》、《豳》、《秦》、《魏》、《唐》、《陈》、《曹》，此孔子未删《诗》之前，周太师乐歌之次第也；《周》、《召》、《邶》、《》、《卫》、《王》、《桧》、《郑》、《齐》、《魏》、《唐》、《秦》、《陈》、《曹》、《豳》，此郑氏《诗谱》次第也；黜《桧》后《陈》，此今《诗》次比也。
初，予未见郑《谱》，尝略考《春秋》、《史记·本纪·世家·年表》，而合以毛、郑之说，为《诗图》十四篇。今因取以补郑《谱》之亡者，足以见二家所说世次先后甚备，因据而求其得失，较然矣。而仍存其图，庶几以见予于郑氏之学尽心焉耳。夫尽其说而有所不通，然后得以论正，予岂好为异论者哉。凡补其谱十有五，补其文字二百七，〈〔《谱序》自“周公致太平”已上皆亡，其文予取孔颖达《正义》所载之文补足，因为之注。自“周公”以下，即用旧注云。〉增损涂乙改正者三百八十三，而郑氏之谱复完矣。
【续思颍诗序〈熙宁三年〉】
皇祐二年，余方留守南都，已约梅圣俞买田于颍上。其诗曰：“优游琴酒遂渔钓，上下林壑相攀跻，及身强健始为乐，莫待衰病须扶携。”此盖余之本志也。时年四十有四。其后丁家艰，服除还朝，遂入翰林为学士。忽忽七八年间，归颍之志虽未遑也，然未尝一日少忘焉。故其诗曰：“乞身当及强健时，顾我蹉跎已衰老。”盖叹前言之未践也。时年五十有二。自是误被选擢，叨尘二府，遂历三朝。盖自嘉祐、治平之间，国家多事，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时也。而非才窍位，谤咎已盈，赖天子仁圣聪明，辨察诬罔，始终保全。其出处俯仰，十有二年。今其年六十有四，盖自有蹉跎之叹又复一纪矣。中间在亳，幸遇朝廷无事，中外晏然，而身又不当责任，以谓臣子可退无嫌之时，遂敢以其私言。天子恻然，闵其年犹未也，谓尚可以勉。故奏封十上，而六被诏谕，未赐允俞。今者蒙上哀怜，察其实病且衰矣，既不责其避事，又曲从其便私，免并得蔡，俾以偷安，此君父廓大度之宽仁，遂万物之所欲，覆载含容养育之恩也。而复蔡、颍连疆，因得以为归老之渐，冀少偿其夙愿，兹又莫大之幸焉。
初，陆子履以余自南都至在中书所作十有三篇为《思颍诗》，以刻于石，今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。盖自南都至在中书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，在亳及青三年而得十有七篇，以见余之年益加老，病益加衰，其日渐短，其心渐迫，故其言愈多也。庶几览者知余有志于强健之时，而获偿于衰老之后，幸不讥其践言之晚也。熙宁三年九月七日，六一居士序。
【孙子后序】
世所传孙武十三篇，多用曹公、杜牧、陈注，号“三家孙子”。余顷与撰四库书目，所见《孙子》注者尤多。武之书本于兵，兵之术非一，而以不穷为奇，宜其说者之多也。凡人之用智有短长，其施设各异，故或胶其说于偏见，然无出所谓三家者。三家之注，最后，其说时时攻牧之短。牧亦慨然最喜论兵，欲试而不得者，其学能道春秋、战国时事，甚博而详。然前世言善用兵称曹公，曹公尝与董、吕、诸袁角其力而胜之，遂与吴、蜀分汉而王。传言魏之诸将出兵千里，公每坐计胜败，授其成算，诸将用之十不失一，一有违者，兵辄败北。故魏世用兵，悉以《新书》从事，其精于兵也如此，牧谓曹公于注《孙子》尤略，盖惜其所得，自为一书。是曹公悉得武之术也。然武尝以其书干吴王阖闾，阖闾用之，西破楚，北服齐、晋，而霸诸侯。夫使武自用其书，止于强伯。及曹公用之，然亦终不能灭吴、蜀，岂武之术尽于此乎，抑用之不极其能也？后之学者徒见其书，又各牵于己见，是以注者虽多而少当也。
独吾友圣俞不然，尝评武之书曰：“此战国相倾之说也。三代王者之师，司马九伐之法，武不及也。”然亦爱其文略而意深，其行师用兵、料敌制胜亦皆有法，其言甚有次序。而注者汩之，或失其意。乃自为注，凡胶于偏见者皆抉去，傅以己意而发之，然后武之说不汩而明。吾知此书当与三家并传，而后世取其说者，往往于吾圣俞多焉。圣俞为人谨质温恭，仁厚而明，衣冠进趋，眇然儒者也。后世之视其书者，与太史公疑张子房为壮夫何异。
●卷四十三·居士集卷四十三
◎序九首
【谢氏诗序〈景祐四年〉】
天圣七年，予始游京师，得吾友谢景山。景山少以进士中甲科，以善歌诗知名。其后，予于他所，又得今舍人宋公所为景山母夫人之墓铭，言夫人好学通经，自教其子。乃知景山出于瓯闽数千里之外，负其艺于大众之中，一贾而售，遂以名知于人者，ム其母之贤也。今年，予自夷陵至许昌，景山出其女弟希孟所为诗百余篇。然后又知景山之母不独成其子之名，而又以其余遗其女也。
景山尝学杜甫、杜牧之文，以雄健高逸自喜。希孟之言尤隐约深厚，守礼而不自放，有古幽闲淑女之风，非特妇人之能言者也。然景山尝从今世贤豪者游，故得闻于当时；而希孟不幸为女子，莫自章显于世。昔卫庄姜、许穆夫人，录于仲尼而列之《国风》。今有杰然巨人能轻重时人而取信后世者。一为希孟重之，其不泯没矣。予固力不足者，复何为哉，复何为哉！希孟嫁进士陈安国，卒时年二十四。景祐四年八月一日，守峡州夷陵县令欧阳修序。
【释惟俨文集序〈庆历元年〉】
惟俨姓魏氏，杭州人。少游京师三十余年，虽学于佛而通儒术，喜为辞章，与吾亡友曼卿交最善。曼卿遇人无所择，必皆尽其欣欢。惟俨非贤士不交，有不可其意，无贵贱，一切闭拒，绝去不少顾。曼卿之兼爱，惟俨之介，所趣虽异，而交合无所间。曼卿尝曰：“君子泛爱而亲仁。”惟俨曰：“不然。吾所以不交妄人，故能得天下士。若贤不肖混，则贤者安肯顾我哉？”以此一时贤士多从其游。
居相国浮图，不出其户十五年。士尝游其室者，礼之惟恐不至，及去为公卿贵人，未始一往干之。然尝窍怪平生所交皆当世贤杰，未见卓卓著功业如古人可记者。因谓世所称贤材，若不笞兵走万里，立功海外，则当佐天子号令赏罚于明堂。苟皆不用，则绝宠辱，遗世俗，自高而不屈，尚安能酣豢于富贵而无为哉？醉则以此诮其坐人。人亦复之：以谓遗世自守，古人之所易，若奋身逢世，欲必就功业，此虽圣贤难之，周、孔所以穷达异也。今子老于浮图，不见用于世，而幸不践穷亨之涂，乃以古事之已然，而责今人之必然邪？虽然，惟俨傲乎退偃于一室。天下之务，当世之利病，听其言终日不厌，惜其将老也已！
曼卿死，惟俨亦买地京城之东以谋其终。乃敛平生所为文数百篇，示予曰：“曼卿之死，既已表其墓。愿为我序其文，然及我之见也。”嗟夫！惟俨既不用于世，其材莫见于时。若考其笔墨驰骋文章赡逸之能，可以见其志矣。庐陵欧阳永叔序。
【释秘演诗集序〈庆历二年〉】
予少以进士游京师，因得尽交当世之贤豪。然犹以谓国家臣一四海，休兵革，养息天下，以无事者四十年，而智谋雄伟非常之士无所用其能者，往往伏而不出，山林屠贩必有老死而世莫见者，欲从而求之不可得。其后得吾亡友石曼卿。曼卿为人，廓然有大志，时人不能用其材，曼卿亦不屈以求合。无所放其意，则往往从布衣野老，酣嬉淋漓，颠倒而不厌。予疑所谓伏而不见者，庶几狎而得之，故尝喜从曼卿游，欲因以阴求天下奇士。
浮屠秘演者，与曼卿交最久，亦能遗外世俗，以气节相高。二人欢然无所间。曼卿隐于酒，秘演隐于浮屠，皆奇男子也。然喜为歌诗以自娱。当其极饮大醉，歌吟笑呼，以适天下之乐，何其壮也！一时贤士皆愿从其游，予亦时至其室。十年之间，秘演北渡河，东之济、郓，无所合，困而归。曼卿已死，秘演亦老病。嗟夫！二人者，予乃见其盛衰，则余亦将老矣。
夫曼卿诗辞清绝，尤称秘演之作，以为雅健有诗人之意。秘演状貌雄杰，其胸中浩然，既习于佛，无所用，独其诗可行于世，而懒不自惜。已老，去其橐，尚得三四百篇，皆可喜者。曼卿死，秘演漠然无所向，闻东南多山水，其巅崖崛聿，江涛汹涌，甚可壮也，遂欲往游焉。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。于其将行，为叙其诗，因道其盛时以悲其衰。庆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，庐陵欧阳修序。
【梅圣俞诗集序〈庆历六年〉】
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，夫岂然哉？盖世所传诗者，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。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，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，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，往往探其奇怪。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，其兴于怨刺，以道羁臣、寡妇之所叹，而写人情之难言，盖愈穷则愈工。然则非诗之能穷人，殆穷者而后工也。
予友梅圣俞，少以荫补为吏，累举进士，辄抑于有司，困于州县凡十余年。年今五十，犹从辟书，为人之佐，郁其所畜，不得奋见于事业。其家宛陵，幼习于诗，自为童子，出语已惊其长老。既长，学乎六经仁义之说。其为文章，简古纯粹，不求苟说于世，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。然时无贤愚，语诗者必求之圣俞。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，乐于诗而发之。故其平生所作，于诗尤多。世既知之矣，而未有荐于上者。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：“二百年无此作矣！”虽知之深，亦不果荐也。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，作为雅颂，以歌咏大宋之功德，荐之清庙，而追商、周、鲁《颂》之作者，岂不伟欤！奈何使其老不得志，而为穷者之诗，乃徒发于虫鱼物类、羁愁感叹之言？世徒喜其工，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，可不惜哉！
圣俞诗既多，不自收拾。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，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已来所作，次为十卷。予尝嗜圣俞诗，而患不能尽得之，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，辄序而藏之。其后十五年，圣俞以疾卒于京师。余既哭而铭之，因索于家，得其遗稿千余篇，并旧所藏，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，为一十五卷。呜呼！吾于圣俞诗，论之详矣，故不复云。庐陵欧阳修序。
【苏氏文集序〈皇祐三年〉】
予友苏子美之亡后四年，始得其平生文章遗稿于太子太傅杜公之家，而集录之以为十卷。子美，杜氏婿也，遂以其集归之，而告于公曰：“斯文，金玉也，弃掷埋没粪土，不能销蚀。其见遗于一时，必有收而宝之于后世者。虽其埋没而未出，其精气光怪已能常自发见，而物亦不能掩也。故方其摈斥摧挫、流离穷厄之时，文章已自行于天下，虽其怨家仇人及尝能出力而挤之死者，至其文章，则不能少毁而掩蔽之也。凡人之情忽近而贵远，子美屈于今世犹若此，其申于后世宜如何也！公其可无恨。”
予尝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，而怪唐太宗致治几乎三王之盛，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余习。后百有余年，韩、李之徒出，然后元和之文始得于古。唐衰兵乱，又百余年而圣宋兴，天下一定，晏然无事。又几百年，而古文始盛于今。自古治时少而乱时多，幸时治矣，文章或不能纯粹，或迟久而不相及，何其难之若是欤？岂非难得其人欤？苟一有其人，又幸而及出于治世，世其可不为之贵重而爱惜之欤？嗟吾子美，以一酒食之过，至废为民而流落以死。此其可以叹息流涕，而为当世仁人君子之职位宜与国家乐育贤材者惜也。
子美之齿少于予，而予学古文反在其后。天圣之间，予举进士于有司，见时学者务以言语声偶レ裂，号为时文，以相夸尚。而子美独与其兄才翁及穆参军伯长，作为古歌诗杂文，时人颇共非笑之，而子美不顾也。其后天子患时文之弊，下诏书讽勉学者以近古，由是其风渐息，而学者稍趋于古焉。独子美为于举世不为之时，其始终自守，不牵世俗趋舍，可谓特立之士也。
子美官至大理评事、集贤校理而废，后为湖州长史以卒，享年四十有一。其状貌奇伟，望之昂然，而即之温温，久而愈可爱慕。其材虽高，而人亦不甚嫉忌，其击而去之者，意不在子美也。赖天子聪明仁圣，凡当时所指名而排斥，二三大臣而下，欲以子美为根而累之者，皆蒙保全，今并列于荣宠。虽与子美同时饮酒得罪之人，多一时之豪俊，亦被收采，进显于朝廷。而子美独不幸死矣，岂非其命也？悲夫！庐陵欧阳修序。
【廖氏文集序〈嘉祐六年〉】
自孔子没而周衰，接乎战国，秦遂焚书，六经于是中绝。汉兴，盖久而后出，其散乱磨灭，既失其传，然后诸儒因得措其异说于其间，如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，怪妄之尤甚者。余尝哀夫学者知守经以笃信，而不知伪说之乱经也，屡为说以黜之。而学者溺其久习之传，反骇然非余以一人之见，决千岁不可考之是非，欲夺众人之所信，徒自守而世莫之从也。
余以谓自孔子殁，至今二千岁之间，有一欧阳修者为是说矣。又二千岁，焉知无一人焉，与修同其说也？又二千岁，将复有一人焉。然则同者至于三，则后之人不待千岁而有也。同予说者既众，则众人之所溺者可胜而夺也。夫六经非一世之书，其将与天地无终极而存也，以无终极视数千岁，于其间顷刻尔。是则余之有待于后者远矣，非汲汲有求于今世也。
衡山廖倚，与余游三十年。已而出其兄之遗文百余篇号《朱陵编》者，其论《洪范》，以为九畴圣人之法尔，非有龟书出洛之事也。余乃知不待千岁，而有与余同于今世者。始余之待于后世也，冀有因余言而同者尔，若者未尝闻余言，盖其意有所合焉。然则举今之世，固有不相求而同者矣，亦何待于数千岁乎！廖氏家衡山，世以能诗知名于湖南。而尤好古，能文章，其德行闻于乡里，一时贤士皆与之游。以其不达而早死，故不显于世。呜呼！知所待者，必有时而获；知所畜者，必有时而施。苟有志焉，不必有求而后合。余喜与不相求而两得也，于是乎书。嘉祐六年四月十六日，翰林学士、尚书吏部郎中、知制诰、充史馆修撰欧阳修序。
【仲氏文集序〈熙宁元年〉】
呜呼！语称君子知命。所谓命，其果可知乎？贵贱穷亨，用舍进退，得失成败，其有幸有不幸，或当然而不然，而皆不知其所以然者，则推之于天曰有命。夫君子所谓知命者，知此而已。盖小人知在我，故常无所不为；君子知有命，故能无所屈。凡士之有材而不用于世，有善而不知于人，至于老死困穷而不悔者，皆推之有命，而不求苟合者也。
余读仲君之文，而想见其人也。君讳讷，字朴翁。其气刚，其学古，其材敏。其为文抑扬感激，劲正豪迈，似其为人。少举进士，官至尚书屯田员外郎而止。君生于有宋百年全盛之际，儒学文章之士得用之时，宜其驰骋上下，发挥其所畜，振耀于当世。而独韬藏抑郁、久伏而不显者，盖其不苟屈以合世，故世亦莫之知也，岂非知命之君子欤！余谓君非徒知命而不苟屈，亦自负其所有者，谓虽抑于一时，必将申于后世而不可掩也。
君之既殁，富春孙莘老状其行以告于史，临川王介甫铭之石以藏诸幽，而余又序其集以行于世。然则君之不苟屈于一时，而有待于后世者，其不在吾三人者邪。噫！余虽老且病，而言不文，其可不勉！观文殿学士、刑部尚书、知亳州庐陵欧阳修序。
【江邻几文集序〈熙宁四年〉】
余窃不自揆，少习为铭章，因得论次当世贤士大夫功行。自明道、景祐以来，名卿钜公往往见于余文矣。至于朋友故旧，平居握手言笑，意气伟然，可谓一时之盛。而方从其游，遽哭其死，遂铭其藏者，是可叹也。盖自尹师鲁之亡，逮今二十五年之间，相继而殁为之铭者至二十人，又有余不及铭与虽铭而非交且旧者，皆不与焉。呜呼，何其多也！不独善人君子难得易失，而交游零落如此，反顾身世死生盛衰之际，又可悲夫！而其间又有不幸罹忧患、触网罗，至困厄流离以死，与夫仕宦连蹇、志不获申而殁，独其文章尚见于世者，则又可哀也欤。然则虽其残篇断稿，犹为可惜，况其可以垂世而行远也？故余于圣俞、子美之殁，既已铭其圹，又类集其文而序之，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，以此也。
陈留江君邻几，常与圣俞、子美游，而又与圣俞同时以卒。余既志而铭之，后十有五年，来守淮西，又于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。邻几，毅然仁厚君子也。虽知名于时，仕宦久而不进，晚而朝廷方将用之，未及而卒。其学问通博，文辞雅正深粹，而论议多所发明，诗尤清淡闲肆可喜。然其文已自行于世矣，固不待余言以为轻重，而余特区区于是者，盖发于有感而云然。熙宁四年三月日，六一居士序。
【薛简肃公文集序〈熙宁四年〉】
君子之学，或施之事业，或见于文章，而常患于难兼也。盖遭时之士，功烈显于朝廷，名誉光于竹帛，故其常视文章为末事，而又有不暇与不能者焉。至于失志之人，穷居隐约，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，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，皆一寓于文辞。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。如唐之刘、柳无称于事业，而姚、宋不见于文章。彼四人者犹不能于两得，况其下者乎！
惟简肃公在真宗时，以材能为名臣；仁宗母后时，以刚毅正直为贤辅。其决大事，定大议，嘉谋谠论，著在国史，而遗风余烈，至今称于士大夫。公，绛州正平人也。自少以文行推于乡里，既举进士，献其文百轴于有司，由是名动京师。其平生所为文至八百余篇，何其盛哉！可谓兼于两得也。公之事业显矣，其于文章，气质纯深而劲正，盖发于其志，故如其为人。
公有子直孺，早卒。无后，以其弟之子仲孺公期为后。公之文既多，而往往流散于人间，公期能力收拾。盖自公薨后三十年，始克类次而集之为四十卷，公期可谓能世其家者。呜呼！公为有后矣。熙宁四年五月日序。
●卷四十四·居士集卷四十四
◎序九首〈传一首附〉
【郑荀改名序】
三代之衰，学废而道不明，然后诸子出。自老子厌周之乱，用其小见，以为圣人之术止于此，始非仁义而诋圣智。诸子因之，益得肆其异说，至于战国，荡而不反。然后山渊、齐秦、坚白异同之论兴，圣人之学几乎其息。最后荀卿子独用《诗》、《书》之言，贬异扶正，著书以非诸子，尤以劝学为急。荀卿，楚人。尝以学干诸侯，不用，退老兰陵，楚人尊之。及战国平，三代《诗》、《书》未尽出，汉诸大儒贾生、司马迁之徒莫不尽用荀卿子，盖其为说最近于圣人而然也。
荥阳郑昊，少为诗赋。举进士已中第，遂弃之曰：“此不足学也。”始从先生长者学问，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。郑君年尚少，而性淳明，辅以强力之志，得其是者而师焉，无不至也。将更其名，数以请，予使之自择，遂改曰荀。于是又见其志之果也。夫荀卿者，未尝亲见圣人，徒读其书而得之。然自子思、孟子已下，意皆轻之。使其与游、夏并进于孔子之门，吾不知其先后也。世之学者，苟如荀卿，可谓学矣，而又进焉，则孰能御哉！余既嘉君善自择而慕焉，因为之字曰叔希，且以勖其成焉。
【章望之字序〈庆历三年〉】
校书郎章君，尝以其名望之来请字，曰：“愿有所教，使得以勉焉而自勖者。”予为之字曰表民，而告之曰：古之君子所以异乎众人者，言出而为民信，事行而为世法，其动作容貌皆可以表于民也。故纟延冕弁以为首容，佩玉环以为行容，衣裳黼黻以为身容。手有手容，足有足容，揖让登降，献酬俯仰，莫不有容，又见其宽柔温厚、刚严果毅之色，以为仁义之容。服其服，载其车，立乎朝廷而正君臣，出入宗庙而临大事，俨然人皆望而畏之，曰此吾民之所尊也。非民之知尊君子，而君子者能自修而尊者也。然而行不充于内，德不备于人，虽盛其服，文其容，民不尊也。
名山大川，一方之望也，山川之岳渎，天下之望也。故君子之贤于一乡者，一乡之望也；贤于一国者，一国之望也；名烈著于天下者，天下之望也；功德被于后世者，后世之望也。孝慈友悌达于一乡，古所谓乡先生者，一乡之望也。春秋之贤大夫，若随之季良、郑之子产者，一国之望也。位于中而奸臣贼子不敢窃发于外如汉之大将军；出入将相，朝廷以为轻重，天下系其安危，如唐之裴丞相者，天下之望也。其人已殁，其事已久，闻其名，想其人，若不可及者，夔、龙、稷、契是也。其功可以及百世，其道可以师百王，虽有贤圣莫敢过之者，周、孔是也。此万世之望，而皆所以为民之表也。
传曰：“其在贤者，识其大者远者。”章君儒其衣冠，气刚色仁，好学而有志。其絜然修乎其外，而辉然充乎其内，以发乎文辞，则又辩博放肆而无涯。是数者皆可以自择而勉焉者也，是固能识夫远大者矣。虽予何以勖焉，第因其志，广其说，以塞请。庆历三年六月日序。
【送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〈景祐四年〉】
五代之初，天下分为十三四。及建隆之际，或灭或微，其在者犹七国，而蜀与江南地最大。以周世宗之雄，三至淮上，不能举李氏。而蜀亦恃险为阻，秦陇、山南皆被侵夺，而荆人缩手归、峡，不敢西窥以争故地。及太祖受天命，用兵不过万人，举两国如一郡县吏，何其伟欤！当此时，文初之祖从诸将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，功最多，于时语名将者，称田氏。田氏功书史官，禄世于家，至今而不绝。及天下已定，将率无所用其武，士君子争以文儒进，故文初将家子，反衣白衣从乡进士举于有司。彼此一时，亦各遭其势而然也。
文初辞业通敏，为人敦洁可喜，岁之仲春，自荆南西拜其亲于万州，维舟夷陵。予与之登高以远望，遂游东山，窥绿萝溪，坐磐石，文初爱之，数日乃去。夷陵者，其《地志》云北有夷山以为名；或曰巴峡之险，至此地始平夷。盖今文初所见，尚未为山川之胜者。由此而上，溯江湍，入三峡，险怪奇绝，乃可爱也。当王师伐蜀时，兵出两道，一自凤州以入，一自归州以取忠、万以西。今之所经，皆王师向所用武处，览其山川，可以慨然而赋矣。
【送曾巩秀才序〈庆历二年〉】
广文曾生来自南丰，入太学，与其诸生群进于有司。有司敛群材，操尺度，概以一法，考其不中者而弃之。虽有魁垒拔出之材，其一累黍不中尺度，则弃不敢取。幸而得良有司，不过反同众人叹嗟爱惜，若取舍非己事者，诿曰：有司有法，奈不中何！有司固不自任其责，而天下之人亦不以责有司，皆曰：其不中，法也。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，则往往失多而得少。呜呼！有司所操，果良法邪？何其久而不思革也。
况若曾生之业，其大者固已魁垒，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，而有司弃之，可怪也。然曾生不非同进，不罪有司，告予以归，思广其学而坚其守。予初骇其文，又壮其志。夫农不咎岁而播是勤，其水旱则已，使一有获，则岂不多邪？
曾生橐其文数十万言来京师，京师之人无求曾生者，然曾生亦不以干也。予岂敢求生，而生辱以顾予。是京师之人既不求之，而有司又失之，而独余得也。于其行也，遂见于文，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，而贺余之独得也。
【送张唐民归青州序〈庆历二年〉】
予读《周礼》至于教民兴学、选贤命士之法，未尝不辍而叹息，以谓三代之际，士岂能素贤哉！当其王道备而习俗成，仁义礼乐达于学，孝慈友悌达于家，居有教养之渐，进有爵禄之劝，苟一不勉，则又有屏黜不齿戮辱之羞。然则士生其间，其势不得不至于为善也，岂必生知之贤。及后世道缺学废，苟伪之俗成，而忘其教养之具，至于爵禄黜辱之法，又失其方而不足以劝惧。然则士生其间能自为善卓然而不惑者，非其生知之性、天所赋予，其孰能至哉？则凡所谓贤者，其可贵于三代之士远矣。故善人尤少。幸而有，则往往饥寒困踣之不暇，其幸者，或艰而后通。
夫贤者岂必困且艰欤？盖高世则难合，违俗则多穷，亦其势然也。呜呼！人事修，则天下之人皆可使为善士，废则虽天所赋予，其贤亦困于时。夫天非不好善，其不胜于人力者，其势之然欤？此所谓天人之理，在于《周易》否泰消长之卦。能通其说，则自古贤圣穷达而祸福，皆可知而不足怪。
秀才张生居青州，其母贤而知书，三子丧其二，独生最贤，行义闻于乡，而好学力为古文，是谓卓然而不惑者也。今年举进士，黜于有司，母老，而贫无以养，可谓困且艰矣。嗟乎！予力既不能周于生。而生尤好《易》，常以讲于予，若归而卒其业，则天命之理，人事之势，穷达祸福，可以不动于其心。虽然，若生者岂必穷也哉？安知其不艰而后通也哉？庆历二年三月十九日序。
【送杨序〈庆历七年〉】
予尝有幽忧之疾，退而闲居，不能治也。既而学琴于友人孙道滋，受宫声数引，久而乐之，不知疾之在其体也。夫疾，生乎忧者也。药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，不若声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。心而平，不和者和，则疾之忘也宜哉。
夫琴之为技小矣，及其至也，大者为宫，细者为羽。操弦骤作，忽然变之，急者凄然以促，缓者舒然以和。如崩崖裂石，高山出泉，而风雨夜至也；如怨夫寡妇之叹息，雌雄雍雍之相鸣也。其忧深思远，则舜与文王、孔子之遗音也；悲愁感愤，则伯奇孤子、屈原忠臣之所叹也。喜怒哀乐，动人心深。而纯古淡泊，与夫尧舜三代之言语、孔子之文章、《易》之忧患、《诗》之怨刺无以异。其能听之以耳，应之以手，取其和者，道其堙郁，写其忧思，则感人之际亦有至者矣。是不可以不学也。
予友杨君，好学有文，累以进士举，不得志。及从荫调，为尉于剑浦，区区在东南数千里外，是其心固有不平者。且少又多疾，而南方少医药，风俗饮食异宜。以多疾之体，有不平之心，居异宜之俗，其能郁郁以久乎？然欲平其心以养其疾，于琴亦将有得焉。故予作《琴说》以赠其行，且邀道滋酌酒进琴以为别。
【送秘书丞宋君归太学序〈皇祐元年〉】
陋巷之士甘藜藿而修仁义，毁誉不干其守，饥寒不累其心，此众人以为难，而君子以为易。生于高门，世袭轩冕，而躬布衣韦带之行，其骄荣佚欲之乐，生长于其间而不溺其习，日见于其外而不动乎其中，此虽君子，犹或难之。学行足以立身而进不止，材能足以高人而志愈下，此虽圣人，亦以为难也。《书》曰：不自满假。又曰：汝惟不矜不伐。以舜、禹之明，犹以是为相戒惧，况其下者哉！此诚可谓难也已。
广平宋君，宣献公之子。公以文章为当世宗师，显于朝廷，登于辅弼，清德著于一时，令名垂于后世。君少自立，不以门地骄于人。既长，学问好古为文章。天下贤士大夫皆称慕其为人，而君歉然常若不足于己者。守官太学，甘寂寞以自处，日与寒士往来，而从先生、国子讲论道德，以求其益。夫生而不溺其习，此盖出其天性。其见焉而不动于中者，由性之明，学之而后至也。学而不止，高而愈下。予自其幼见其长，行而不倦，久而愈笃，可知其将无所不至焉也。孟子所谓“孰能御之”者欤！
予陋巷之士也，遭时奋身，窃位于朝，守其贫贱之节，其临利害祸福之际，常恐其夺也。以予行君子之所易者犹若是，知君行圣贤之所难者为难能也。
岁之三月，来自京师，拜其舅氏。予得延之南斋，听其论议而慕其为人，虽与之终身久处而不厌也。留之数日而去。于其去也，不能忘言，遂为之序。庐陵欧阳修述。
【送徐无党南归序〈至和元年〉】
草木鸟兽之为物，众人之为人，其为生虽异，而为死则同，一归于腐坏、澌尽、泯灭而已。而众人之中有圣贤者，固亦生且死于其间，而独异于草木鸟兽众人者，虽死而不朽，逾远而弥存也。其所以为圣贤者，修之于身，施之于事，见之于言，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。修于身者，无所不获；施于事者，有得有不得焉；其见于言者，则又有能有不能也。施于事矣，不见于言可也。自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史记》所传，其人岂必皆能言之士哉？修于身矣，而不施于事，不见于言，亦可也。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，有能言语者矣。若颜回者，在陋巷，曲肱饥卧而已，其群居则默然终日如愚人。然自当时群弟子皆推尊之，以为不敢望而及，而后世更百千岁，亦未有能及之者。其不朽而存者，固不待施于事，况于言乎？
予读班固《艺文志》、唐《四库书目》，见其所列，自三代、秦、汉以来，著书之士多者至百余篇，少者犹三四十篇，其人不可胜数，而散亡磨灭，百不一二存焉。予窃悲其人，文章丽矣，言语工矣，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，鸟兽好音之过耳也。方其用心与力之劳，亦何异众人之汲汲营营？而忽焉以死者，虽有迟有速，而卒与三者同归于泯灭。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。今之学者，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，而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，皆可悲也。
东阳徐生，少从予学，为文章，稍稍见称于人。既去，而与群士试于礼部，得高第，由是知名。其文辞日进，如水涌而山出。予欲摧其盛气而勉其思也，故于其归，告以是言。然予固亦喜为文辞者，亦因以自警焉。
【送王陶序】
六经皆载圣人之道，而《易》著圣人之用。吉凶得失、动静、进退，《易》之事也。其所以为之用者，刚与柔也。乾健坤顺，刚柔之大用也。至于八卦之变，六爻之错，刚与柔迭居其位，而吉、亨、利、无咎、凶、厉、悔吝之象生焉。盖刚为阳、为德、为君子，柔为阴、为险、为小人。自乾之初九为后，而上至于剥，其卦五，皆阴剥阳之卦也，小人之道长，君子静以退之时也。自坤之初六为复，而上至于，其卦五，皆刚决柔之卦也，小人之道消，君子动以进而用事之时也。夫刚之为德，君子之常用也，庇民利物，功莫大焉。其为卦，过泰之三而四为大壮，五为。壮者，壮也；者，决也。四阳虽盛而犹有二阴，然阳众而阴寡，则可用壮以攻之，故其卦为壮。五阳而一阴，阴不足为，直可决之而已，故其卦为。然则君子之用其刚也。审其力，视其时，知阴险小人之必可去，然后以壮而决之。夫勇者可犯也，强者可诎也，圣人于壮、决之用，必有戒焉。故大壮之彖辞曰：“大壮利贞。”其象辞曰：“君子非礼弗履。”之彖辞曰：“健而说，决而和。”其象辞曰：“居德则忌。”以明夫刚之不可独任也。故复始而亨，临浸而长，泰交而大壮，以众攻其寡，乘其衰而决之。夫君子之用其刚也，有渐而不失其时，又不独任，必以正、以礼、以说、以和而济之，则功可成，此君子动以进而用事之方也。
太原王陶，字乐道，好刚之士也。常嫉世阴险而小人多，居京师，不妄与人游。力学好古，以自信自守。今其初仕，于《易》得君子动以进之象，故予为刚说以赠之。大壮之初九曰：“壮于趾，征凶。”之初九亦曰：“壮于趾，往不胜为咎。”以此见圣人之戒用刚也，不独于其彖、象，而又常深戒于其初。呜呼！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。君之力学好刚以蓄其志，未始施之于事也，今其往，尤宜慎乎其初！
【六一居士传】
六一居士初谪滁山，自号醉翁。既老而衰且病，将退休于颍水之上，则又更号六一居士。
客有问曰：“六一，何谓也？”居士曰：“吾家藏书一万卷，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，有琴一张，有棋一局，而常置酒一壶。”客曰：“是为五一尔，奈何？”居士曰：“以吾一翁，老于此五物之间，是岂不为六一乎？”客笑曰：“子欲逃名者乎，而屡易其号，此庄生所诮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。余将见子疾走大喘渴死，而名不得逃也。”居士曰：“吾固知名之不可逃，然亦知夫不必逃也。吾为此名，聊以志吾之乐尔。”客曰：“其乐如何？”居士曰：“吾之乐可胜道哉！方其得意于五物也，太山在前而不见，疾雷破柱而不惊。虽响九奏于洞庭之野，阅大战于涿鹿之原，未足喻其乐且适也。然常患不得极吾乐于其间者，世事之为吾累者众也。其大者有二焉，轩裳组劳吾形于外，忧患思虑劳吾心于内，使吾形不病而已悴，心未老而先衰，尚何暇于五物哉？虽然，吾自乞其身于朝者三年矣。一日天子恻然哀之，赐其骸骨，使得与此五物皆返于田庐，庶几偿其夙愿焉。此吾之所以志也。”客复笑曰：“子知轩裳组之累其形，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？”居士曰：“不然。累于彼者已劳矣，又多忧；累于此者既佚矣，幸无患。吾其何择哉。”于是与客俱起，握手大笑曰：“置之，区区不足较也。”
已而叹曰：“夫士少而仕，老而休，盖有不待七十者矣。吾素慕之，宜去一也。吾尝用于时矣，而讫无称焉，宜去二也。壮犹如此，今既老且病矣，乃以难强之筋骸贫过分之荣禄，是将违其素志而自食其言，宜去三也。吾负三宜去，虽无五物，其去宜矣，复何道哉！”熙宁三年九月七日，六一居士自传。
●卷四十五·居士集卷四十五
◎上书一首
【通进司上书〈康定元年〉】
十二月二十四日，宣德郎、守太子中允、充馆阁校勘臣欧阳修谨昧死再拜上书于皇帝阙下。臣伏见国家自元昊叛逆关西用兵以来，为国言事者众矣。臣初窃为三策，以料贼情。然臣迂儒，不识兵之大计，始犹迟疑，未敢自信。今兵兴既久，贼形已露，如臣素料，颇不甚远。故窃自谓有可以助万一而尘听览者，谨条以闻。惟陛下仁圣，宽其狂妄之诛，幸甚！
夫关西弛备而民不见兵者，二三十年矣。使贼萌乱之初，藏形隐计，卒然而来。当是时，吾之边屯寡弱，城堡未完，民习久安而易惊，将非素选而败怯。使其羊驱豕突，可以奋然而深入。然国威未挫，民力未疲，彼得城而居，不能久守，掳掠而去，可邀击其归。此下策也，故贼知而不为之。戎狄侵边，自古为患。其攻城掠野，败则走而胜则来，盖其常事。此中策也，故贼兼而用之。若夫假僭名号，以威其众，先击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悦其心，然后训养精锐为长久之谋。故其来也，虽胜而不前，不败而自退，所以诱吾兵而劳之也。或击吾东，或击吾西，乍出乍入，所以使吾兵分备多而不得减息也。吾欲速攻，贼方新锐；坐而待战，彼则不来。如此相持，不三四岁，吾兵已老，民力已疲，不幸又遇水旱之灾，调敛不胜而盗贼群起，彼方奋其全锐击吾困弊，可也。使吾不堪其困，忿而出攻，决于一战，彼以逸而待吾劳，亦可也。幸吾苦兵，计未知出，遂求通聘，以邀岁时之赂，度吾困急，不得不从，亦可也。是吾力一困，则贼谋无施而不可。此兵法所谓不战而疲人兵者，上策也，而贼今方用之。今三十万之兵食于西者二岁矣，又有十四五万之乡兵不耕而自食其民，自古未有四五十万之兵连年仰食而国力不困者也。臣闻元昊之为贼，威能畏其下，恩能死其人。自初僭叛，书已上。逾年而不出，一出则锋不可当，执劫蕃官，获吾将帅，多礼而不杀。此其凶谋所畜，皆非仓卒者也。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，吾不自知其已困；彼为久计以挠我，我无长策而制之哉！
夫训兵养士，伺隙乘便，用间出奇，此将帅之职也，所谓阃外之事而君不御者，可也。至于外料贼谋之心，内察国家之势，知彼知此，因谋制敌，此朝廷之大计也，所谓庙算而胜者也，不可以不思。今贼谋可知，以久而疲我耳；吾势可察，西人已困也。诚能丰财积粟，以纾西人而完国壮兵，则贼谋沮而庙算得矣。
夫兵，攻守而已，然皆以财用为强弱也。守非财用而不久，此不待言，请试言攻。昔秦席六世之强，资以事胡，卒困天下而不得志。汉因文、景之富力，三举而才得河南。隋唐突厥、吐蕃常与中国相胜败，击而胜之有矣，未有举而灭者。秦、汉尤强者，其所攻，今元昊之地是也。况自刘平陷没，贼锋炽锐，未尝挫衄。攻守之计，非臣所知。天威所加，虽终期于扫尽，然临边之将尚未闻得贼衅隙，挫其凶锋。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，而财用不为长久之计，臣未见其可也。四五十万之人坐而仰食，然关西之地物不加多，关东所有莫能运致，掊克细碎既以无益而罢之矣。至于鬻官入粟，下无应者；改法权货，而商旅不行。是四五十万之人，惟取足于西人而已，西人何为而不困！困而不起为盗者，须水旱尔。外为贼谋之所疲，内遭水旱而多故，天下之患，可胜道哉！夫关西之物不能加多，则必通其漕运而致之。漕运已通，而关东之物不充，则无得而西矣。故臣以谓通漕运、尽地利、权商贾，三术并施，则财用足而西人纾，国力完而兵可久，以守以攻，惟上所使。
夫小琐目前之利，既不足为长久之谋，非旦夕而可效。故为长久而计者，初若迂愚而可笑，在必而行之，则其利博矣。故臣区区不敢避迂愚之责，请上便宜三事，惟陛下裁择。
其一曰通漕运。臣闻今为西计者，皆患漕运之不通，臣以谓但未求之耳。今京师在汴，漕运不西，而人之习见者遂以为不能西。不知秦、汉、隋、唐其都在雍，则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。山川地形非有变易于古，其路皆在，昔人可行，今人胡为而不可？汉初，岁漕山东粟数十万石，是时运路未修，其漕尚少。其后武帝益修渭渠，至漕百余万石。隋文帝时，沿水为仓，转相运置，而关东、汾、晋之粟皆至渭南，运物最多，其遗仓之迹往往皆在。然皆尚有三门之险。自唐裴耀卿又寻隋迹，于三门东、西置仓，开山十八里，为陆运以避其险，卒溯河而入渭，当时岁运不减二三百万石。其后刘晏遵耀卿之路，悉漕江淮之米以实关西。后世言能经财利而善漕运者，耀卿与晏为首。今江淮之米岁入于汴者六百万石，诚能分给关西，得一二百万石足矣。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众，有司不惜百万之粟分而及之，其患者，三门阻其中尔。今宜浚治汴渠，使岁运不阻，然后按求耀卿之迹，不惮十许里陆运之劳，则河漕通而物可致，且纾关西之困。使古无法，今有可为尚当为之，况昔人行之而未远，今人行之而岂难哉？耀卿与晏初理漕时，其得尚少，至其末年，所入十倍，是可久行之法明矣。此水运之利也。臣闻汉高祖之入秦，不由东关而道南阳，过郦、析而入武关。曹操等起兵诛董卓，亦欲自南阳道丹、析而入长安。是时张济又自长安出武关，奔南阳。则自古用兵往来之径也。臣尝至南阳，问其遗老，云自邓西北至永兴六七百里，今小商贾往往行之。初，汉高入关，其兵十万。夫能容十万兵之路，宜不甚狭而险也。但自雒阳为都，行者皆趋东关，其路久而遂废。今能按求而通之，则武昌、汉阳、郢、复、襄阳、梁、洋、金、商、均、房、光化沿汉之地十一二州之物，皆可漕而顿之南阳。自南阳为轻车，人辇而递之，募置递兵为十五六铺，则十余州之物日日入关而不绝。沿汉之地山多美木，近汉之民仰足而有余，以造舟车，甚不难也。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，内赐禁钱数十万以供西用，而道路艰远，辇运逾年，不能毕至。至于军装输送，多苦秋霖，边州已寒，冬服尚滞于路。其艰如此。夫使州县纲吏远输京师，转冒艰滞然后得西，岂若较南阳之旁郡，度其道里入于武关与至京师远近等者，与其尤近者，皆使直输于关西。京师之用有不足，则以禁帑出赐有司者代而充用。其迂曲简直，利害较然矣。此陆运之利也。
其二曰尽地利。臣闻昔之画财利者易为工，今之言财利者难为术。昔者之民，赋税而已。故其不足，则铸山煮海，榷酒与茶，征关市而算舟车，尚有可为之法以苟一时之用。自汉、魏迄今，其法日增，其取益细，今取民之法尽矣。昔者赋外之征，以备有事之用。今尽取民之法，用于无事之时，悉以冗费而糜之矣，至卒然有事，则无法可增。然独犹有可为者。民作而输官者已劳，而游手之人方逸；地之产物者耕不得代，而不垦之土尚多。是民有遗力，地有遗利，此可为也。况历视前世，用兵者未尝不先营田。汉武帝时，兵兴用乏，赵过为畎田人犁之法以足用。赵充国攻西羌，议者争欲出击，而充国深思全胜之策，能忍而待其弊。至违诏罢兵而治屯田，田于极边，以游兵而防钞寇，则其理田不为易也，犹勉为之。后汉之时，曹操屯兵许下，强敌四面，以今视之，疑其旦夕战争而不暇。然用枣祗、韩浩之计，建置田官，募民而田近许之地，岁得谷百万石，其后郡国皆田，积谷无数。隋、唐田制尤广，不可胜举。其势艰而难田，莫若充国，迫急而不暇田，莫如曹操，然皆勉焉。不以迂缓而不田者，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纾民劳也。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，臣未能悉言，谨举其近者。自京以西土之不辟者，不知其数，非土之瘠而弃也，盖人不勤农，与夫役重而逃尔。久废之地，其利数倍于营田，今若督之使勤，与免其役，则愿耕者众矣。臣闻乡兵之不便于民，议者方论之矣。充兵之人遂弃农业，托云教习，聚而饮博，取资其家，不顾无有，官吏不加禁，父兄不敢诘，家家自以为患也。河东、河北、关西之乡兵，此犹有用。若京东、西者，平居不足以备盗，而水旱适足以为盗。其尤可患者，京西素贫之地，非有山泽之饶，民惟力农是仰，而今三夫之家一人、五夫之家三人为游手，凡十八九州，以少言之，尚可四五万人，不耕而食，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。今诚能尽驱之使耕于弃地，官贷其种，岁田之入与中分之，如民之法募吏之习田者为田官，优其课最而诱之，则民愿田者众矣。太宗皇帝时，尝贷陈、蔡民钱，使市牛而耕。真宗皇帝时，亦用耿望之言，买牛湖南而治屯田。今湖南之牛岁贾于北者，皆出京西，若官为买之，不难得也。又宜重为法以困所谓私牛之客者，使不客于民而乐为官耕，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，则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。且乡兵本农也，籍而为兵，遂弃其业。今幸其去农未久，尚可复驱还之田亩，使不得群游而饮博，以为父兄之患，此民所愿也。一夫之力，以逸而言，任耕缦田一顷，使四五万人皆耕，而久废之田利又数倍，则岁谷不可胜数矣。京西之分，北有大河，南至汉而西接关，若又通其水陆之运，所在积谷惟陛下诏有司而移用之耳。
其三曰权商贾。臣闻秦废王法，启兼并，其上侵公利，下刻细民，为国之患久矣。自汉以来，尝欲为法而抑夺之，然不能也。盖为国者兴利日繁，兼并者趋利日巧，至其甚也，商贾坐而权国利。其故非他，由兴利广也。夫兴利广则上难专，必与下而共之，然后通流而不滞。然为今议者，方欲夺商之利，一归于公上而专之。故夺商之谋益深，则为国之利益损。前日有司屡变其法，法每一变，则一岁之间所损数百万。议者不知利不可专，欲专而反损，但云变法之未当。变而不已，其损愈多。夫欲十分之利皆归于公，至其亏少十不得三，不若与商共之，常得其五也。今为国之利多者，茶与盐耳。茶自变法已来，商贾不复，一岁之失，数年莫补，所在积朽，弃而焚之。前日议者屡言三说之法为便，有司既以详之矣；今诚能复之，使商贾有利而通行，则上下济矣。解池之盐，积若山阜，今宜暂下其价，诱群商而散之，先为令曰“三年将复旧价”，则贪利之商争先而凑矣。夫茶者生于山而无穷，盐者出于水而不竭，贱而散之三年，十未减其一二。夫二物之所以贵者，以能为国资钱币尔，今不散而积之，是惜朽坏也，夫何用哉？夫大商之能蕃其货者，岂其锱铢躬自鬻于市哉？必有贩夫小贾就而分之。贩夫小贾无利则不为，故大商不妒贩夫之分其利者，恃其货博，虽取利少，货行流速，则积少而为多也。今为大国者，有无穷不竭之货，反妒大商之分其利，宁使无用而积为朽壤，何哉！故大商之善为术者，不惜其利而诱贩夫；大国之善为术者，不惜其利而诱大商。此与商贾共利，取少而致多之术也。又今商贾之难以术制者，以其积货多而不急故也。利厚则来，利薄则止，不可以号令召也。故每有司变法，下利既薄，小商以无利而不能行，则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，适得独卖其货，尚安肯勉趋薄利而来哉？故变法而刻利者，适足使小商不来而为大商贾积货也。今必以术制商，宜尽括其居积之物，官为卖而还之，使其货尽而后变法。夫大商以利为生，一岁不营利，则有惶惶之忧，彼必不能守积钱而闲居，得利虽薄，犹将勉而来。此变法制商之术也。夫欲诱商而通货，莫若与之共利，此术之上也。欲制商，使其不得不从，则莫若痛裁之，使无积货。此术之下也。然此可制茶商耳，若盐者，禁益密则冒法愈多而刑繁。若乃县官自为鬻市之事，此大商之不为，臣谓行之难久者也。诚能不较锱铢而思远大，则积朽之物散而钱币通，可不劳而用足矣。
臣愚，不足以知时事。若夫坚守以贼，利则出而扰之，凡小便宜，愿且委之边将。至于积谷与钱，通其漕运，不二三岁，而国力渐丰，边兵渐习，贼锐渐挫，而有隙可乘，然后一举而灭之，此万全之策也。愿陛下以其小者责将帅，谋其大计而行之，则天下幸甚。臣修昧死再拜。
●卷四十六·居士集卷四十六
◎上书一首
【准诏言事上书〈庆历二年〉】
月日，臣修谨昧死再拜上书于皇帝陛下。臣近准诏书，许臣上书言事。臣学识愚浅，不能广引深远，以明治乱之原，谨采当今急务，条为三弊五事，以应诏书所求，伏惟陛下裁择。
臣闻自古王者之治天下，虽有忧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，则心愈劳而事愈乖；虽有纳谏之明，而无力行之果断，则言愈多而听愈惑。故为人君者，以细务而责人，专大事而独断，此致治之要术也；纳一言而可用，虽众说不得以沮之，此力行之果断也。知此二者，天下无难治矣。
伏见国家自大兵一动，中外骚然。陛下思社稷之安危，念兵民之疲弊，四五年来，圣心忧劳，可谓至矣。然而兵日益老，贼日益强，并九州之力讨一西戎小者，尚无一人敢前，今又北戎大者违盟而动，其将何以御之？从来所患者夷狄，今夷狄叛矣；所恶者盗贼，今盗贼起矣；所忧者水旱，今水旱作矣；所赖者民力，今民力困矣；所须者财用，今财用乏矣。陛下之心日忧于一日，天下之势岁危于一岁。此臣所谓用心虽劳，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。近年朝廷开发言路，献计之士不下数千，然而事绪转多，枝梧不暇。从前所采，众议纷纭，至于临事，谁策可用？此臣所谓听言虽多，不如力行之果断者也。
伏思圣心所甚忧而当今所尚阙者，不过曰无兵也，无将也，无财用也，无御戎之策也，无可任之臣也。此五者，陛下忧其未有，而臣谓今皆有之。然陛下未得而用者，未思其术也。国家创业之初，四方割据，中国地狭，兵民不多，然尚能南取荆楚、收伪唐、定闽岭，西平两蜀，东下并、潞，北窥幽、燕。当时所用兵财将吏，其数几何？惟善用之，故不觉其少。何况今日，承百年祖宗之业，尽有天下之富强，人众物盛，十倍国初，故臣敢言有兵、有将、有财用、有御戎之策、有可任之臣。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，其故何哉？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。
何谓三弊？一曰不慎号令，二曰不明赏罚，三曰不责功实。此三弊因循于上，则万事弛慢废坏于下。臣闻号令者，天子之威也；赏罚者，天子之权也。若号令不信，赏罚不当，则天下不服。故又须责臣下以功实，然后号令不虚出，而赏罚不滥行。是以慎号令，明赏罚，责功实，此三者帝王之奇术也。自古人君，英雄如汉武帝，聪明如唐太宗，皆知用此三术，而自执威权之柄，故所求无不得，所欲皆如意。汉武好用兵，则诛灭四夷，立功万里，以快其心。欲求将，则有卫、霍之材以供其指使；欲得贤士，则有公孙、董汲之徒以称其意。唐太宗好用兵，则诛突厥，服辽东，威振夷狄，以逞其志。欲求将，则有李靖、李之徒入其驾驭；欲得贤士，则有房、杜之徒在其左右。此二帝者，凡有所为，后世莫及。可谓所求无不得，所欲皆如意。无他术也，惟能自执威权之柄耳。
伏惟陛下以圣明之姿，超出二帝，又尽有汉、唐之天下。然而欲御边，则常患无兵；欲破贼，则常患无将；欲赡军，则常患无财用；欲威服四夷，则常患无策；欲任使贤材，则常患无人。是所求皆不得，所欲皆不如意，其故无他，由不用威权之术也。自古帝王，或为强臣所制，或为小人所惑，则威权不得出于己。今朝无强臣之患，旁无小人偏任之溺，内外臣庶尊陛下如天，爱陛下如父，倾耳延首愿听陛下之所为，然何所惮而不为乎？若一日赫然执威权以临之，则万事皆办，何患五者之无。奈何为三弊之因循，一事之不集。臣请言三弊。
夫言多变则不信，令频改则难从。今出令之初，不加详审，行之未久，寻又更张。以不信之言行难从之令，故每有处置之事，州县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，则官吏或相谓曰“且未要行，不久必须更改”，或曰“备礼行下，略与应破指挥”。旦夕之间，果然又变。至于将吏更易，道路疲于送迎；符牒纵横，上下莫能遵守。中外臣庶，或闻而叹息，或闻而窃笑，叹息者有忧天下之心，窃笑者有轻朝廷之意。号令如此，欲威天下，其可得乎？此不慎号令之弊也。
用人之术，不过赏罚。然赏及无功则恩不足劝，罚失有罪则威无所惧，虽有人，不可用矣。太祖时，王全斌破蜀而归，功不细矣，犯法一贬，十年不问。是时方讨江南，故黜全斌，与诸将立法，及江南已下，乃复其官。太祖神武英断，所以能平定天下者，其赏罚之法皆如此也。昨关西用兵，四五年矣，赏罚之际，是非莫分。大将以无功罢者依旧居官，军中见无功者不妨得好官，则诸将谁肯立功矣。裨将畏懦逗留者皆当斩罪，或暂贬而寻迁，或不贬而依旧，军中见有罪者不诛，则诸将谁肯用命矣。所谓赏不足劝，罚无所惧，赏罚如此而欲用人，其可得乎？此不明赏罚之弊也。
自兵动以来，处置之事不少，然多有名而无实。臣请略言其一二，则其他可知。数年以来，点兵不绝，诸路之民半为兵矣，其间老弱病患、短小怯懦者不可胜数，兵额空多，所用者少，是有点兵之虚名，而无得兵之实数也。新集之兵，所在教习，追呼上下，民不安居，主教者非将领之材，所教者无旗鼓之节，往来州县，愁叹嗷嗷，既多是老病小怯之人，又无训齐精练之法。此有教兵之虚名，而无训兵之实艺也。诸路州军分造器械，工作之际已劳民力，辇运般送又苦道涂。然而铁刃不刚，筋胶不固，长短大小多不中度。造作之所但务充数而速了，不计所用之不堪，经历官司又无检责。此有器械之虚名，而无器械之实用也。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，执钝折不堪之器械，百战百败，理在不疑，临事而悟，何可及乎！故事无大小，悉皆卤莽，则不责功实之弊也。
臣故曰三弊因循于上，则万事弛慢废坏于下。万事不可尽言，臣请言大者五事。
其一曰兵。臣闻攻人以谋不以力，用兵斗智不斗多。前代用兵之人，多者常败，少者常胜。汉王寻等以百万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败，是多者败而少者胜也；苻坚以百万之兵遇东晋二三万人而败，是多者败而少者胜也；曹操以三十万青州兵大败于吕布，退而归许，复以二万人破袁绍十四五万，是用兵多则败、少则胜之明验也。况于夷狄，尤难以力争，只可以计取。李靖破突厥于定襄，只用三千人，其后破颉利于阴山，亦不过一万。其他以三五千人立功塞外者，不可悉数。盖兵不在多，能以计取尔。故善用兵者，以少而为多；不善用者，虽多而愈少也。为今计者，添兵则耗国，减兵则破贼。今沿边之兵不下七八十万，可谓多矣。然训练不精，又有老弱虚数，则十人不当一人，是七八十万之兵，不当七八万人之用。加又军无统制，分散支离，分多为寡，兵法所忌。此所谓不善用兵者虽多而愈少，故常战而常败也。臣愿陛下赫然奋威，敕励诸将，精加训练，去其老弱，七八十万中可得四五十万数。古人用兵以一当百，今既未能，但得以一当十，则五十万精兵可当五百万兵之用。此所谓善用兵者以少而为多，古人所以少而常胜者，以此也。今不思实效，但务添多，耗国耗民，积以年岁，贼虽不至，天下已困矣。此一事也。
其二曰将。臣又闻古语曰“将相无种”。故或出于奴仆，或出于军卒，或出于盗贼，惟能不次而用之，乃为名将耳。国家求将之意虽劳，选将之路太狭。今诏近臣举将而限以资品，则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；试将材者限以弓马一夫之勇，则智略万人之敌皆遗之矣；山林奇杰之士召而至者，以其贫贱而薄之，不过与一主簿借职，使其怏怏而去，则古之屠钓饭牛之杰皆激怒而失之矣。至于无人可用，则宁用龙钟跛庸懦暗劣之徒，皆委之要地，授之兵柄，天下三尺童子皆为朝廷危之。前日澶渊之卒几为国家生事，此可见也。议者不知取将之无术，但云当今之无将臣。臣愿陛下革去旧弊，奋然精求。有贤豪之士，不须限以下位；有智略之人，不必试以弓马；有山林之杰，不可薄其贫贱。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礼待人，人臣亦将以非常之效报国，又何患于无将哉？此二事也。
其三曰财用。臣又闻善治病者，必医其受病之处；善救弊者，必寻其起弊之源。今天下财用困乏，其弊安在？起于用兵而费大故也。汉武好穷兵，用尽累世之财，当时勒兵单于台，不过十八万，尚能困其国力。况未若今日七八十万，连四五年而不罢，所以天地之所生，竭万民之膏血，而用不足也。今虽有智者，物不能增，而计无所出矣。惟有减冗卒之虚费，练精兵而速战，功成兵罢，自然足矣。今兵有可减之理，无人敢当其事；贼有速击之便，无将敢奋其勇。后时败事，徒耗国而耗民。惟陛下以威权督责之，乃有期耳。此三事也。
其四曰御戎之策。臣又闻兵法曰：“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。”北虏与朝廷通好仅四十年，不敢妄动，今一旦发其狂谋者，其意何在？盖见中国频为元昊所败，故敢启其贪心，伺隙而动尔。今若敕励诸将，选兵秣马，疾入西界，但能痛败昊贼一阵，则吾军威大振，而虏计沮矣。此所谓上兵伐谋者也。今讠事者皆知北虏与西贼通谋，欲并二国之力，窥我河北、陕西。若使二虏并寇，则难以力支。今若我能先击败其一国，则虏势减半，不能独举。此兵法所谓伐交者也。元昊地狭，贼兵不多，向来攻我，传闻北虏常有助兵。今若虏中自有点集之谋，而元昊骤然被击，必求助于北虏。北虏分兵助昊，则可牵其南寇之力；若不助昊，则二国有隙，自相疑贰。此亦伐交之策也。假令二国克期分路来寇，我能先期大举，则元昊仓皇自救不暇，岂能与北虏相为表里？是破其素定之约，乖其克日之期。此兵法所谓亲而离之者，亦伐交之策也。元昊叛逆以来，幸而屡胜，常有轻视诸将之心，今又见朝廷北忧戎虏，方经营于河朔，必谓我师不能西出。今乘其骄怠，正是疾驱急击之时。此兵法所谓出其不意者，此取胜之上策也。前年西将有请出攻者，当时贼气力方盛，我兵未练，朝廷尚许其出师，况今元昊有可攻之势，此不可失之时。彼方幸吾忧河北，而不虞我能西征，出其不意，此可攻之势也。自四路分帅，今已半年，训练恩信，兵已可用，故近日屡奏小捷。是我师渐振，贼气渐衄，此可攻之势也。苟失此时，而使二虏先来，则吾无策矣。臣愿陛下诏执事之臣，熟议而行之。此四事也。
其五曰可任之臣。臣又闻仲尼曰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”况今文武列职遍于天下，其间岂无材智之臣？而陛下总治万机之大，既不暇尽识其人，故不能躬自进贤而退不肖；执政大臣动拘旧例，又不敢进贤而退不肖；审官、吏部、三班之职，但掌文簿差除而已，又不敢越次进贤而退不肖。是上自天子，下至有司，无一人得进贤而退不肖者。所以贤愚混杂，侥幸相容，三载一迁，更无旌别。平居无事，惟患太多，而差遣不行，一旦临事要人，常患乏人使用。自古任官之法，无如今日之缪也。今议者或谓举主转官为进贤，犯罪黜责为退不肖，此不知其弊之深也。大凡善恶之人，各以类聚。故守廉慎者，各举清干之人；有赃污者，各举贪浊之人；好徇私者，各举请求之人；性庸暗者，各举不材之人。朝廷不问是非，但见举主数足，便与改官，则清干者进矣，贪浊者亦进矣，请求者亦进矣，不材者亦进矣。混淆如此，便可为进贤之法乎？方今黜责官吏，岂有澄清纠举之术哉？惟犯赃之人因民论诉者，乃能黜之耳。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财赂者，亦强黠之吏，政事必由己出，故虽诛剥豪民，尚或不及贫弱。至于不材之人不能主事，众胥群吏共为奸欺，则民无贫富，一时受弊。以此而言，则赃吏与不材之人为害等耳。今赃吏因自败者，乃加黜责，十不去其一二。至于不材之人，上下共知而不问，宽缓容奸。其弊如此，便可为退不肖之法乎？贤不肖既无别，则宜乎设官虽多而无人可用也。
臣愿陛下明赏罚，责功实，则材皆列于陛下之前矣。臣故曰五者皆有，然陛下不得而用者，为有弊也。三弊五事，臣既已详言之矣，惟陛下择之，天下之务不过此也。方今天文变于上，地理逆于下，人心怨于内，四夷攻于外，事势如此矣，非是陛下迟疑疑宽缓之时，惟愿为社稷生民留意。臣修昧死再拜。